政治正確如何影響科學研究

本文節錄自：馬特・瑞德利《無所不存的演化》

命運的一個小波折，真的就如蝴蝶振翅一拍,便讓茱蒂·瑞奇·哈里斯一腳踏入以演化的角度來解釋人格的學術生涯。一九七七年五月，她一個正在離婚的朋友，請她寫篇文章刊在當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幫她那隻稀有品種的狗找一個家。

幾個月後，她這位朋友瑪麗蓮·蕭(當時是心理學系的助理教授)依舊對哈里斯的行文用字很有印象，想請她幫忙重寫一篇遭到心理學期刊退稿的文章。哈里斯在幾年前才因為缺乏「原創性和獨立性」遭到哈佛心理學博士學程退學的要求，又因為健康狀況不佳而辭去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助理工作，所以那時的她很樂意提供幫助,在編輯蕭的文章時，她發現自己具有寫作的天分，兩年後，在蕭的推薦下，她獲得出版社的聘用，代筆撰寫兩章基礎心理學的教科書。這為她帶來另一個機會，成為另一本教科書的共同作者，之後還重刷了好幾版,，一九九一年時，哈里斯簽下一份合約，這次她可以獨自寫一本發展心理學的專書。

當時的心理學完全臣服在後天教養的觀念下，主張家長會塑造子女的個性，而孩子之間的差異是由父母造成的，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哈里斯一再詳細引述的實驗明確證明了兒童會展現出與父母類似的特點，不論好壞，並強調人會受到他人對待的方式所改變，是這層人際關係的産物，父母的影響尤其深遠。以隨便一份當時典型的研究報告為例，在回顧過去關於兒童情緒表現的研究後，發現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父母會養出自由表達的孩子，沉默內斂的父母則會養出寡言內向的孩子。這些研究的作者對此下的結論是，這展現出「情感的社會化。

孩子的內向性格也許是與生俱來的天性。他們甚至沒有討論遺傳在此可能扮演的角色，完全沒考慮到家長和孩子的內向性格也許是與生俱來的天性。上述這些正是主宰二十世紀心理學的教條，人生來宛如一張白紙，幾乎你腦中的一切都來自於外在，不僅是你的語 言、宗教與記憶，就連你的個性、智商、性向以及愛人的能力也都是如此。這樣的中心思想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幾乎征服所有學術領域，不僅在心理學如此,在人類學、生物學、政治學中也奉此為圭臬，所有其他人文科學也無一倖免，無論你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信徒，還是史金納行為主義的追隨者，又或者是強調文化和飲食的影響，全都可以收編到這個教派之內：人是他人影響的產物，人的人格和能力都是由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人印刻在他們的「白板」上的，當時,這樣的想法不僅應用在智性的解釋上，連道德也做如是觀，這意味著人並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先天遺傳所詛咒，越來越多的政策都是依據人性是一片空白的觀點來制定。

這是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盛行的遺傳決定論的反動，反對人把一切都歸咎於遺傳，尤其是種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但問題是，這份新的教條完全以環境決定論來取代遺傳，這樣一來,同樣會危及到人權，共產黨歡欣鼓舞地提倡塑造新型態的人性，並以科學之名提出許多再造教育計畫，修改人的惡性，甚至還有一位仁兄：特羅菲姆·李森科，他堅稱，他可以重新教育小麥的生物特性，並下令逮捕懷疑他的反對者。

不過，環境決定論者還是為自己的推論邏輯所困。他們表示抱持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是錯誤的。因為根本沒有所謂人類本性這樣的東西存在，根據這樣的邏輯推理，他們主張任何一個說有人類本性存在的，必定就是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者。事實上，反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論點，甚或是關於謀殺的論述，並不在於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或謀殺是否在某些情況下是從人性中自然流露出來的。這些本來就是錯的，但其錯處並不是因為這些是不自然的。

到一九六○年代時，對父母和早期影響的責難發展到荒謬的地步。電影和小說經常會把童年時的創傷當成是影響人格的唯一原因。同性戀是因為父親嚴厲，自閉症是因為母親冷漠;誦讀障礙是因為老師不好。有科學家發現在行為表現上而不是結構上突變的果蠅，但其他人都告知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行為不存在於基因裡。所有出版的書籍其書名都表現出這樣的中心思想，如《不在基因中》 (Not in Our Genes ) 彷彿宣告著D N A與此完全不相干。若是科學家提出智商有部分可能來自遺傳的主張，或是說女性和男性的心智和身體可能由於性別而有差異，就會遭到詆毀責罵。如果有人提出基因會影響到行為，哪怕只是一丁點，就會被當成是無情的宿命論者，是要幫回歸納粹主義鋪路。

到了一九六0年代末期一張白紙這樣的中心思想幾乎已征服所有人類科學，撲滅所有在學術界角落偶爾燃起的零星反抗火花但終究反動的趨勢還是爆發出來了。首先，動物行為學的學生完全無法坐視不管有大量證據顧示出可能會由本能產生極其複雜的行為。即便從來沒有見過父母,布穀鳥的幼雛還是知道如何把寄生的巢卵推出，返回家園，鳴唱，再找尋下一位幫忙牠育幼的苦主，重新開始一個生命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