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極限之後，你會獲得重新定義問題的能力。

台灣每年有幾十萬人在考證照、讀學位、修學程。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真正活得自由且廣闊的，往往不是那些最努力優化自己的人。

這不是運氣，也不是人脈。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解答別人出的題目，卻從來沒有想過，題目的外面有什麼東西。

彼得·提爾在《從零到一》裡說了一句很多人不敢承認的話： 競爭是失敗者的遊戲。這句話聽起來很反直覺，但邏輯很簡單。 當所有人都在搶同一個東西，競爭會把利潤壓到接近零。每個人都更努力、更拼命、更優化自己，但因為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沒有人可以真正拉開差距。

航空公司每年運送幾億人，整體利潤率不到2%。而Google一家公司的利潤，比整個航空業加起來還多。差別不是誰更努力，而是Google找到了一個沒有人跟它競爭的地方，航空公司一直在一個所有人都擠在一起的地方打架。

提爾還說了另一件事：競爭會讓人失去判斷力。 當所有人都在搶同一個東西，我們會產生一種幻覺——大家都在搶的東西，一定有價值。 但事實往往相反。越多人在同一個地方競爭，留給每個人的空間就越小，能拿到的回報就越低。 

真正有價值的地方，通常是那些還沒有人注意到的地方。

但去那裡需要對抗本能，因為人天生從眾，人少的地方讓人不安。 這就引出了他最重要的區分：從一到N，和從零到一。 從一到N是優化——把現有的東西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從零到一是換框架——做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東西，去創建一個原本不存在的遊戲。

用更抽象的方式說：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都在優化——在既定的規則裡把結果做到最好。 但真正決定命運的，是框架本身——是那個決定什麼叫「贏」的遊戲規則。優化讓你在遊戲裡爬得更高，換框架讓你去玩一個別人還不知道存在的遊戲。

但這裡有一個關鍵，是很多人讀到這裡就誤會的地方： 換框架不是優化的對立面，打破框程往往在優化的極限之後。 真正能換框架的人，幾乎沒有例外，都是在舊框架裡優化到了某個極限，撞上了天花板，才看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

沒有對舊題目近乎變態的鑽研，你不會看見框架的牆，更不可能看見牆角的裂縫。 換句話說，優化和換框架是同一條路上的兩個階段，不是兩條不同的路：先深入優化，直到你看見邊界；然後問，這個邊界之外有什麼？ 以下五個例子，說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 

1. 在專利局賴床的男人：

1905年，愛因斯坦是瑞士伯恩專利局的一個小職員，薪水3500瑞士法郎，工作是審核別人的發明申請。他的直屬長官那年給他的績效評語是：需要更加熟悉機械工程。 他的腦子不在這裡。 在那個年代，物理學界的框架是牛頓力學——宇宙有絕對的時間和空間，這是所有人的共識，沒有人質疑。

一個想在學術界出頭的人，正確的做法是在這個框架裡優化，把牛頓力學研究得更深、更精、更完整。愛因斯坦做不到，因為他連進入學術圈的門票都沒有——大學畢業後他找不到教職，靠朋友的父親介紹才得到這份專利局的工作。

但他在進入專利局之前，已經做了一件很多人忽略的事：他和一群朋友組成了一個叫「奧林匹亞學院」的地下讀書會，把當時物理學界最枯燥、最底層的邏輯細節，像顯微鏡一樣掃描了無數遍。馬克士威的電磁理論、牛頓力學的每一條推導、當時最新的實驗結果——他不是在賴床，他是在舊框架最深的地方挖掘，深到他開始發現有些東西對不上。

馬克士威的方程式算出來的光速是固定的，不受觀察者運動狀態影響。但牛頓的時空觀告訴你，速度是相對的。這兩個答案放在一起，有一個必然是錯的。

大多數物理學家選擇忽略這個矛盾，因為承認它意味著要動搖整個牛頓力學的基礎。 愛因斯坦沒有忽略。他問了那個沒有人敢問的問題：如果光速真的是固定的，那是時間和空間本身在變動。 1905年，他一口氣發表了五篇論文。其中一篇解釋了光電效應，後來讓他得到諾貝爾獎。另一篇是狹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兩百年來建立的時空觀。整個物理學界都傻眼了——這些論文的作者地址，寫的是「伯恩，瑞士」，不是任何一所大學。 

後來有諾貝爾獎得主回顧這一年說：「一個無名的專利局職員，在同一年發表三篇各自都可能得諾貝爾獎的論文，這件事在物理學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愛因斯坦換框架不是因為他不屑於答題。是因為他把題目答到了別人沒有到達的深度，才看見了框架的裂縫。

2. 那個讓參謀首長傻眼的將軍

1950年6月，北韓軍隊越過三十八度線，以閃電速度往南猛攻。三天之內首爾淪陷，南韓軍隊潰散，美軍倉皇從日本調兵增援，但一樣擋不住。到了八月，聯合國軍隊被壓縮在朝鮮半島最南端的釜山一帶，守著一個叫「釜山環形防線」的最後據點，外界普遍認為撤出朝鮮半島只是時間問題。 所有人討論的問題都是同一個：怎麼在正面防線守住？ 

麥克阿瑟不討論這個問題。 他在七月初就開始思考另一件事：如果在北韓軍隊的後方登陸，切斷他們的補給線，整個戰局就會翻轉。他選定的地點是仁川——首爾西邊的一個港口，距離前線幾百公里之遙。 但仁川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登陸的地方。

那裡的潮差是全球最大之一，漲退潮之間水位差距超過九公尺，適合登陸的時間窗口每次只有幾個小時。港口入口狹窄，任何一艘船出問題都會堵死後面的艦隊。岸邊有高聳的海堤，士兵必須架梯子爬上去，在最暴露的位置攻擊守軍。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派人飛到東京，當面勸麥克阿瑟放棄這個計畫。陸軍參謀長說，這個方案風險太高，如果失敗，美軍根本沒有後備力量可以補上。

麥克阿瑟聽完之後說：「正因為敵人認為不可能，我們才要這樣做。」他說，仁川所有讓它看起來不可能登陸的條件，同時也是讓北韓認為那裡不需要重兵防守的理由。 但光是這個想法，不足以讓仁川登陸成功。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人類軍事史上最精密的執行優化之一。幾千名參謀官在燈火通明的房間裡，把每艘船的航速、每座梯子的長度、每分每秒的彈藥基數、每個潮汐窗口的精確時間，計算到極致。

換框架給了方向，但沒有這個層次的執行優化，仁川只會是一場發生在換了框架之後的集體自殺。 1950年9月15日，麥克阿瑟的部隊在仁川登陸。兩週之內，北韓的補給線被切斷，原本氣勢如虹的北韓軍隊陷入包圍，開始全線崩潰。首爾在登陸後兩週收復。 麥克阿瑟換了框架，然後用極致的優化把它變成現實。缺少任何一個，都不會有仁川。

3. 那個想把摩托車賣給家庭主婦的人

1950年代，摩托車在日本和美國都是同一種東西：有點危險、有點叛逆、屬於男人的機器。美國的摩托車文化和飛車黨、皮衣綁在一起，日本的情況類似。整個產業的框架是：做更快、更強、更有氣勢的機器，賣給那些想要感受速度和力量的男性消費者。 本田宗一郎和他的商業夥伴藤澤武夫不是在這個框架裡思考的。

1956年，兩人去歐洲考察，看到德國滿街都是輕便的代步摩托車，每個人都在騎——上班族、家庭主婦、老人、送報紙的少年。他們回到日本之後問了一個在當時的摩托車產業裡沒有人問過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做一台連女性都能輕鬆騎的摩托車？ 藤澤跟工程師說的要求只有一個核心：「這必須是任何人都能騎的車，特別是要讓女性覺得她們有信心可以騎。」 但這個框架的轉換，是建立在本田宗一郎對引擎技術近乎瘋狂的優化上的。

他是一個為了優化引擎氣門間隙，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的技術瘋子。Super Cub那顆50cc的四行程引擎，在當時的技術框架下是一個奇蹟——它在低速下的扭力輸出、耐用性、省油程度，每一項都是被優化到極限的結果。 換框架告訴他要賣給誰，而技術優化讓那台車真的值得被買。 

1958年，Super Cub誕生。低矮的跨步式車架讓穿裙子的女性也能輕鬆上下車，引擎蓋用塑膠做成不會沾油，操作簡單到不需要學習。第一年五個月內賣出兩萬四千輛，第二年賣出十六萬七千輛。

進入美國市場打出「你在本田上遇到的都是好人」的廣告，把整個摩托車的文化形象重新定義了。 Super Cub後來成為人類歷史上總產量最高的機動車輛，超過一億輛，至今仍在生產。 

4. 那個讓空軍恨得牙癢癢的飛行員

約翰·博伊德在韓戰時期是美國空軍的飛行教官，外號「四十秒博伊德」。他放話說，任何人只要能在四十秒內在空中擊敗他，他就給對方四十美元。在Nellis空軍基地教書的幾年裡，沒有人贏過他。

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博伊德在換框架之前，已經是舊框架裡的超級玩家。 他不只想贏，他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每次都贏。這個問題逼著他去做一件在當時空軍文化裡很不尋常的事——把空戰的每一個細節，用數學的方式拆解。

他和數學家Thomas Christie合作，建立了「能量機動理論」。他的核心發現是：決定空戰勝負的，不是飛機的最高速度或最高高度，而是飛機在不同飛行狀態之間切換的速度。不是誰跑得最快，而是誰轉向最快。 這個發現不是靠靈感，是靠他把自己幾千小時的飛行經驗，用物理學和數學語言重新表述出來的結果。他在舊框架裡優化到了天花板，才看見那個框架本身的問題所在。

冷戰時期，美國空軍的框架是：戰鬥機要飛得更快、更高、更遠。五角大廈把預算砸在這個方向上，每一代新型戰鬥機都越來越重、越來越複雜、造價越來越貴。博伊德的數據顯示這個框架有根本的問題——那些飛機太重，轉向太慢，在真實的空戰中會輸給更輕巧的對手。 他把這份分析送進五角大廈，得罪了一大堆高層。長官想盡辦法整他，但他的數據是真的，壓不下去。他的理論最終影響了F-15和F-16的設計。1991年波灣戰爭，美軍以近乎零的空戰損失擊敗了伊拉克空軍。

博伊德退休後發展出的「OODA迴圈」理論，成為那場百小時地面戰役背後的戰略框架。 他一生軍銜只到上校，從來沒有升將軍。但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軍事思想家之一，影響力超過大多數四星上將。 博伊德是因為在舊遊戲裡無人能敵，才看見了舊遊戲的問題。換框架是優化到極限之後的自然結果，不是優化的替代品。

5. 那個背向爭論的科學家

2000年代初，幹細胞研究是全球科學界最熱門、也最有爭議的領域。 問題的核心是胚胎幹細胞。這種細胞從人類胚胎中提取，能夠分化成人體幾乎任何一種細胞，在再生醫療上潛力巨大。但提取它需要破壞人類胚胎，這在倫理上引發了激烈的宗教和政治爭論。

美國在布希政府時期立法嚴格限制相關研究的聯邦經費。整個科學界和政界都陷入了一場拉鋸戰，爭得不可開交，但誰也說服不了誰。 大家都在同一個框架裡打轉：胚胎幹細胞是唯一選項，問題是能不能用。 沒有人問：如果根本不需要胚胎呢？

山中伸彌在京都大學的一個小實驗室裡，想的是另一個問題。他深入研究胚胎幹細胞的基因表現，試圖理解是什麼讓這些細胞具備分化成任何東西的能力。這是純粹的、枯燥的基礎研究優化——不是靈感，是一個基因接著一個基因的篩選，從幾百個候選基因裡像大海撈針一樣進行排除。 正是因為這種深入，他看見了一個框架內的人看不見的東西：讓幹細胞保持萬能狀態的，是幾個特定基因的表現。如果這些基因可以被外部引入，那麼理論上，任何已經分化的細胞都可以被重設回去。 

大多數同僚認為這個想法幾乎不可能成功。細胞分化被認為是單行道。山中的實驗室很小，資源有限。他還是做了，繼續一個個篩選，繼續一次次失敗，繼續優化實驗條件，最後找到了那四個關鍵基因的組合。 2006年，他發表論文，宣布成功用小鼠的皮膚細胞製造出iPS細胞。

2007年，用人類的皮膚細胞做到了同樣的事。那場爭論了將近二十年的倫理戰爭，因為一個在更深層次優化之後才看見的新框架，在一夜之間變得不再那麼重要。 2012年，山中伸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他沒有逃離舊框架，他是鑽得比所有人都深，然後從底部找到了出口。 這五個人，表面上看是因為「換框架」而成功的。 但如果你仔細看每一個故事，你會發現同一個模式：他們都是在舊遊戲裡優化到了某個深度，撞上了天花板，才看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然後才來重新那個問題，或是問——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誰定的？我可以換一個遊戲玩嗎？ 

優化和換框架從來不是二選一。優化是你進入框架邊界的門票，換框架是你撞上天花板之後才能做的事。沒有前者，我們連框架的牆在哪裡都摸不著。

避開認知稀缺者(作者：沈道廷)

 剛看到朋友圈的熱門貼文：【公司為何不招窮員工？】

大意是說，傳統老闆有個迷思：

『偏好錄用「急著用錢」的員工，認為這類人更願意積極認份的打拼，相反的，家裡不缺錢的公子哥兒，工作自然不會太認真。』

.

然而，近年則出現截然不同的全新觀點。

.

某些新一代的企業管理者認為：

『新世代背景優渥的年輕人，如果出來上班，基本上不是單純為了賺那一點薪水餬口，而是為了理想與實踐，這種人容易拼命求表現、努力學習不太計較薪水、心性更穩定。』

.

最重要的是，面對「收回扣」那一類的「違法道德風險」較低，故工作表現與成長潛力的層面，可能比普通背景的員工更好。』

.

究竟哪一個說法是正確的？

.

我個人認為，一個人畢業進入職場後的潛力與成長性，與「他爸媽有沒有錢」無絕對關聯性。

.

事實上；

許多家中資源豐沛的二代，仍變成一灘爛泥。

許多普通小夥子，沒背景照樣不斷學習往上衝。

同樣的；

富二代也有許多一輩子工作超拚，窮小子也有沒努力過就直接躺平的。

.

更深一層的角度來說；

決定一個人能否繼續成長、或進入停滯每況愈下，關鍵因素其實是在於「心智上是否落入稀缺(匱乏)狀態」

.

『稀缺(匱乏)狀態』

要這別注意的是，不只是傳統認知的沒錢、沒東西吃會造成人心的匱乏感，我們生在「全民抑鬱」的大環境下，就算你是資源豐沛、衣食無虞的有錢人，照樣可能基於長期處在「時間匱乏、情緒支持匱乏、情感匱乏」等負面情緒下，導致陷入「認知稀缺狀態」

.

哈佛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在「稀缺」一書中闡述的研究結果指出，任何人長期處在「稀缺」，大腦在能量不足的情況下，造成感知能力下降、長期規劃的能力喪失、判斷力下降，簡單說就是「變笨」

.

不只變笨，更會造成壓力爆炸、失眠、焦慮與各種身心疾病很快上身，書中亦有提到，現在社會很多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癮」，例如暴食、各種成癮，有可能是源於「稀缺」造成的後遺症。

.

進一步，人會變得衝動，無法有效率過濾訊息，進而出現各種不理性的極端行為、做出更多錯誤決策，相當於一步步葬送自己的人生。

.

過去十年來，我深刻體會到稀缺的恐怖。

親眼見過許多朋友，從剛畢業的時候豪情萬丈、立志成為海賊王，當他進入「日復一日、毫無生氣」的工作環境後短短沒幾年，整個人就成了行屍走肉。

.

另外也有的人，是被原生家庭問題搞到焦頭爛額，或碰到一個稀缺更嚴重的「另一半」，伴隨著貧困、壓力、負面情緒等多重煎熬，再也沒有時間心力關注其他事了。

.

無論是哪一種成因；

當人一旦進入稀缺，除健康問題外，最直接的就是成為「毫無階段性目標、沒動力再學習、沒有紀律」，然後就是「快速喪失創造力與想像力」，宛如靈魂隨時間一絲絲的被抽離出肉體，最終剩下的、只有基本求生意志的驅動。

工作、學習與成長，可說就到此為止。

.

可怕的是，這樣的損害幾乎是不可逆的。

前幾個月我分享過關於稀缺的心得，很多朋友私下問我，如果已經深深陷入稀缺，該怎麼辦呢？

而我的答案是：

「這時代太容易把人變成殭屍，但幾乎沒見過幾個殭屍變回人類。」

.

要逆轉的唯一方法，就是當機立斷，換去另一個「資源豐沛又寬裕的環境待」，但現實中你我都知道，談何容易？ 

錢多、時間自由、新鮮資源又多的工作畢竟稀少，更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交往到「能讓生活進入寬裕狀態」的另一半，期待那些恐怕不切實際。

.

我認為身為普通人唯一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建立好自身紀律，坦然面對內心慾望，設定出一個個明確目標、然後盡力去滿足它。

透過設定「明確目標方向」作為引導指標，專注在一個點上，讓身邊的「雜訊」影響稍微少一點，這就是我的方法。

.

回到一開始的大哉問：

公司招募哪一種人比較有潛力？

交朋友(或另一半)挑哪種對象好？

.

我相信現在你已經明白，窮與不窮都只是表象，家裡有沒有錢從來不是重點，唯有【避開認知稀缺者】才是長命百歲的策略。

思考維度的重要性(作者：沈道廷)

 很多人以為，這時代的競爭仍和過去一樣，將所有人放在同一條跑道朝著終點奔跑，頂多就是人與人之間起跑點不同、速度快與慢的差距... 

但時至今日，舉凡商場、職場、甚至是情場，多數領域早已進入『不同維度(次元)之間的單方面殲滅戰』

.

簡單來說：

以前是【大打敗小、速度快跑贏速度慢的】

現在則是【維度低的直接被高維的一方輾壓】

.

以前的社會，頂多像是玩「世紀帝國II」

高手還是有機會從石器時代起家、幾十分鐘後迅速追上後帝王的對手，如今在「不同維度」的概念下，等於「星海爭霸」的外星黑科技、直接亂入世紀帝國，管你是什麼高手，都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遊戲就結束了。

.

維度(次元)的差距，不是誰看不看得到車尾燈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太空飛、一個還在地上爬的本質落差，有人喊這是「不公平戰爭」，我覺得這種說法並不恰當。

.

因為，維度高的一方，很可能根本沒有「發動競爭」的想法，就像三次元視界的人類，一腳踩死二次元的螞蟻；

一切的發生，無關那個人有沒有想殺生，也無關螞蟻有沒有努力求生。

.

正如那句名言：【我毀滅你，但與你無關。】

.

然而，我認為正是這樣的趨勢，讓年輕一代的我們，有機會以小博大、逆轉出頭天的關鍵主因。

答案就是：「維度」

.

傳統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彈性」，這是人之常情，無論人也好、組織也罷，一旦成功過後，高機率就會被框在既有的維度中、難再有大突破，「守舊到死」是基本人性。

.

換句話說；

任何人、或任何一間剛成立的新公司，若在某一領域中、提高一層維度，都有機會像是開著飛碟，衝到一群原始人死守的古戰場中打場殲滅戰。

.

在暢銷新書「跨能致勝(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中，明確提到「 單一專業，往往成為致命盲點」，作者認為，這時代若不能跨領域多元應變，再大的企業、再專業的人都可能遭到打擊。

.

隨時代變遷快速，越來越多過去看似「沒有規則」的難題出現，特別是商場上已經不可能用單一專業模式來解決，必須跳脫框架、聯想不同場景的相應元素來找答案，這就是所謂的「跨領域多元類推思考」

.

「多元類推思維」無疑是個人後天提高維度最重要的一環。

.

然而，這並不是單純堆積「許多不同的人生體驗」或「去過很多國家」這麼簡單，除了要多方歷練不能少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有能力去「彙整、理解、駕馭」所累積的經驗，透過掌握不同領域中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進而拿到現實中運用「跨界再構築」，實際提升個人的「思考維度(亦可稱為認知能力)」

.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常看到那些「從小到大常常出國玩樂」的富二代，看似生活多采多姿、知識和資源多到滿出來，其「國際觀和多元視野」未必比較高，許多人玩就只是玩、不動腦、不彙整，能提升的當然有限。

.

但也不得不說；

任何人長期身處資「源希缺又匱乏」的困頓環境，由於所受到的多元刺激不夠多，腦袋勢必很難發展出更高的維度，故「選擇資源豐沛的環境」雖說不一定能提高思維層次、仍有一定程度影響。

.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時代中無論任何人、或任何組織，都有機會面臨到「降維」的危機，白話說，就算你的競爭對手不太長進，你自己、或自身企業亦可能不知不覺「降低維度」進而招來毀滅。

.

常見有二大原因：

【第一、企業高維度人才流失】

業界常常聽到：「某個老闆，居然把公司唯一的希望給丟了。」

一間企業所處的維度，通常取決於所用人才層次的天花板，很多老闆獲得暫時性的成功後，人性使然、會開始懷抱一種傲嬌迷思，認為自己鴻運當頭、無所不能，忽略人的維度影響公司維度，那才是競爭力的本質。

又或者，我親眼看過現實中很多公司；

當面臨財務困境，第一個就把內部少數的高維度人才砍掉(通常找低維度的替補)，老闆完全沒有認知到，被砍的那一位，是公司眼下唯一的希望，拔掉呼吸器之後，十個有九個都剩下慘澹經營。

更甚者，如果被砍掉的那個高維者，好死不死加入了競爭對手的陣營，接下來就會上演一場殘忍的「降維後遭受毀滅性打擊」。

.

【第二、自己陷入稀缺崩潰狀態】

除了企業之外，個人會面臨的降維問題，其實更值得我們借鏡。

現實中有許多小公司的老闆、或專業強大的神人，有實力一個打一百個，維度自然不在話下，但很少人意識到，近年來時不時就會聽到「某大神瞬間殞落」的詭異故事。

其真實原因99%都不是因為對手，而是當事人精神層面自己崩潰或陷入長期抑鬱，就這樣莫名消失了。

我認為這現象值得警惕；

擁有高維度的高手，精神壓力卻也基於腦袋被迫高速運作而爆大，更容易陷入思考迷宮鬼打牆出不來，一旦開始鑽牛角尖的時候，落入「認知稀缺」的速度也比普通人更快。

任何人都一樣，進入認知稀缺後，思考判斷力都會大幅降低，維度一降低，之前攀得越高、現在就摔得越重。

.

30秒總結重點：

1、這時代人與人、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落差，更像是不同次元之間的隔閡；

例如，有耐心看完全文、一字字看到這一段的人，和最多只看三行字就看不下去的人，兩者肯定是活在不同星球。

.

2、若想逆轉關鍵優勢，就不要像傳統埋頭拚速度的競爭思維，無論商場、職場、情場都一樣，用「維度差距」的角度去思考，肯定會有不同答案。

.

3、「個人的學習成長」要用不同策略，要趁年輕力壯，用各種方法累積各方多元經驗、並習慣透過「第一原理」思考森羅萬象，提升「跨領域多元類推思考」能力。

.

4、「企業的維度，在於人的維度」，組織內高維人才不用多，但不能沒有，沒有建議就不要開公司了；

此外，當碰到財務危機時，什麼都可以砍，高維度的人才絕不能砍，砍了99%機率死路一條。

.

5、對個人而言，更重視自身心理健康，再厲害的高手，更要時時刻刻注意是否落入「認知稀缺狀態」，飛離太陽越近，羽翼融化的越快。

.

"我們口中說著相同語言，用一樣的文字，卻表達著完全不同的意思"

賺錢不等於工作(作者：沈道廷)

很多人每天喊著：「我要賺更多錢」卻沒有認知到，賺錢這檔事的背後本質就是「價值交換」，其中高收入與低收入者之間最大差異，在於有錢人大都從事「高價值交換」，而窮人一樣每天交換，卻是「低價值交換」

「交換價值的高低」就是財富的本質。

但這其中從不包括「找到好工作、辛苦拼命付出、找尋正面意義、懷抱夢想、精神上的滿足」等一狗票我們總是扯在一起的價值觀，甚至，世上許多高價值交易，根本不會發生在「工作職場上」

簡單六字：「賺錢就是賺錢」

賺錢從不等於工作、更不等於你的職業生涯規劃；然而主流教育思維，教我們把這些鬼東西混為一談，下場就是當你一旦發現賺不到什麼錢，很大機率會將工作、生活、心靈全都一起連鎖炸掉！

這就是為什麼，時下很多人陷入「越工作、越憂鬱」的主因，把一堆本來就沒關聯的東西環環相扣，在內心打了無數死結，遲早要崩潰的。

唯一解方，就是跳脫從小被灌輸的錯誤概念，重新去理解：賺錢。

你能賺多少錢，關鍵在於別人願意掏多少給你；而非你在其中浪費多少時間、或犧牲多少血汗。

趁早面對這個事實：金錢不會送你幸福、更不會自動賦予你身心滿足。但人之所以能感受到生存的意義，是因為親眼見證過造物主所創造出來的浩瀚美景、包括藝術人文中那些讓人動容的感染力。

宇宙中也只有人類，有能力在見識過、感受無數元素後融合進入腦中，發揮創造力、開創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創作與發明，推動著社會的持續演進，同時創造了更偉大的意義！

而金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是快去汲取創造性元素的入門門票。

如果沒錢，你恐怕一輩子困在同一個小圈圈、做著重複工作，沒時間、沒資源去接觸世界不同面向、更難站上巨人肩膀去開創新事物。

當人生缺乏開創的素材與可能性，猶如30歲就死了拖到80歲才進棺材，渾渾噩噩過著每一天、鬱鬱寡歡看不到未來。

這就是為什麼金錢如此重要！

專注於「產生高價值的事物」，盡力去「創造資訊落差」，不要再信什麼「XX正義」或「資本利得等於不事生產」的邏輯，那只會害你繞進迷宮的大圈圈、一輩子繞不出來直到瘋掉為止。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你也才會豁然明白，究竟該學習什麼、才有機會真正去改變人生。

Bitcoin的本質(作者：常山七次郎)

錢的本質是一種交換的媒介，但為了讓這種交換媒介具有公正性，在歷史上的某個節點開始，金錢就由政府統一發行。也就是說國家興衰會影響到一種貨幣的流通性，而且政府也可以透過中央銀行將政治力的手深入市場。

但是比特幣不一樣，他是一種試圖取消政府與銀行控制貨幣的電子交換途徑，說他是一種貨品或是一種貨幣都不盡然正確，他沒有實體，說是種服務也許會比說是貨品來得正確。他不是由政府與中央銀行控制的，跟其他貨幣完全不同，而且它交易方便、不會通膨、不用繳稅、難以消滅、沒有紀錄這就是比特幣的性質。

我們都知道政府並不是公正的，無論是在中華民國或是其他地方都是一樣，各位能想像當初四萬塊換一塊，然後一包米要20塊的那種情形嗎？假如你身上只有錢卻沒有半包米是真的會死人的。

比特幣的好處是他具有分散性跟不可追蹤性，也就是全世界的所有可以使用比特幣的計算機都會有比特幣的交換紀錄，但是也沒有人可以知道這些比特幣是誰在用的，或是知道是誰用在交換些什麼東西上面。

當然這很棒呀，因為這樣買洗錢、毒品、買槍、買人口都變得無法追蹤，也讓中央銀行和政府沒有辦法隨便地就把大家的稅金洗到自己口袋去。為了要跟目前還是由各國政府與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競爭，所以才出現了比特幣的交易中心。

為了避險與避免通膨，也許彼特幣在未來會比法幣更有競爭力。

【貨幣-比特幣-貨幣-商品】 目前是這個模式。

全世界的銀行都會在匯兌的過程中收手續費，而且要把大量的錢匯到某個地方的時候政府也都會追蹤。要是未來可以變成【比特幣-商品】的時候。會被幹掉的是全世界流通的各種貨幣。

事實上地球上有超過20億的人口，沒辦法開銀行帳戶或是住在政局動盪的地區，政府發行的貨幣根本是廢紙，沒有人要用，但是這時候要是你能弄到一個行動裝置，直接用比特幣交易，就可以不受到政府跟通貨膨脹的影響了。

事實上，比特幣的的價值才十年就已經受到很多人承認了，因為在這金錢的交流上不想要受到政府監控的交易太多了，

不只是中國那種極權國家才會，想要把所有交易電子化並且用政府加以監控，事實上這種監控，在世界各國都有，台灣不就有金融管制委員會嗎？而且這樣的方式反而會讓很多檯面下的經濟萎縮，只要全世界越來越多人認為彼特幣好用有價值，它的價值就會繼續膨脹下去，而且比其他的交換手段更加穩定保值。

資本主義與過度生產(作者：Rich Weber)

資本主義是否會「過度生產」超量物資，造成地球資源浪費，我們可以從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思考。早餐店門口，一群學生正在排隊買早餐，工讀生熟練的製作三明治，老闆統計週一到週五每天的銷量是200份，週末只有50份，所以總是準備剛好的備料。

過了幾個月，暑假到了，平常排隊買早餐的學生，已經不再需要早餐，每一天的銷量降低到50份，可以預期這個狀況會持續到暑假結束，老闆減少了冰箱裡的備料，也讓工讀生放長假，來面對暑假期間必須減產的事實。

如果早餐店老闆，無視消費者需求，堅持每天生產200份早餐，需要負擔更高的人力成本、耗材、備料，但消費者並不需要這麼多早餐，「過度生產」的部分不會獲得利潤，反而是早餐店虧損的原因。

正妹店員做的早餐銷售量也會比較好，你同意嗎？

自由市場裡，早餐產量是由消費者控制。

當消費者對早餐的需求上漲，老闆為追求利潤，會盡量生產更多，當消費者不再需要早餐，老闆為避免虧損，會減少或停止生產。忙碌的早餐店，不斷製造三明治，並非過度生產，而是剛好製造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數量。

工廠的生產線，機械24小時全天運作，製造數量驚人的產品，同樣遵守經濟學供需原理，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反應在售價高低，高價會促進廠商增產，低價會阻止生產。

並不需要一個中央單位，或研究機構，去統計我們需要多少食物、多少手機、電腦，透過價格傳遞訊息，廠商會自行調節產量，最終物資的數量，總是非常接近消費者需求。

成立於1865年的Nokia曾經佔領全球手機市場，1997年的Nokia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廠商，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但遇到Apple與安卓等智慧型手機競爭，在2012年也不得不關廠、裁員，並且在2014正式被微軟收購。

比起傳統手機，消費者更喜歡智慧型手機，消費者做出選擇，企業只能配合，即使是Nokia也無法強迫消費者購買傳統手機。

台灣的電子代工產業，偶爾會碰到停工、無薪假的情況，節約資源，避免過度生產。

如果資本主義的企業都喜歡超量生產，應該無視需求瘋狂的生產才對。

比起常常讓員工放無薪假的資本家，反對停工，堅持維護勞工權益的社會主義，可能更容易「過度生產」超量物資。

金融操作的價值(作者：Rich Weber)

 「金融操作沒有生產力，藉由大量資金，動動手指，就能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

這是很常見的誤解，筆者認識一些退休的金融操作者，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比政府官員要大得多。

金融操作是怎麼開始的？

最常見的過程是，隔壁辦公室的小美，平常省吃儉用，錢也沒地方花，去年存了20萬，就買些股票放著看會不會賺錢，賺錢之後又買了更多股票，每年都買，10年就存了市值超過200萬的股票。

公園裡的王太太，年輕的時候把股票當作定存在買，現在每年發放的股息，就是她的買菜錢。

金融操作必須先做到「儲蓄」，每個月把錢存起來，存到一定數量就購買股票，而不是奢侈品、出國旅遊，儲蓄是一種延遲享受，長期儲蓄會承受貨幣貶值的風險，借錢投資承受的風險更大，貸款利息也會抵消掉一些投資收益。

股票是公司募資的一種方式，散戶的決定，會影響產業發展，當散戶把今年積蓄，投入到某一檔股票的時候，效果近似於給公司一筆資金，讓企業可以購買廠房、生產設備、雇用員工，股市有很好的風險分散效果，把創業風險均分給散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台灣證券交易所統計，目前台灣合法的股市帳戶約1900萬戶，每年增加40~50萬戶。

跟「計畫經濟」比較起來，讓政府官員決定產業方向，股票市場的散戶，每天都在決定什麼產業可以獲得資金，人數也遠超過政府官員，對金融操作的態度也比政府官員更謹慎認真。

第二點，投資股票也是要承擔風險的，這種情緒反應跟創業沒什麼兩樣。從來不是「躺著賺」、「笑著賺」。進而這種難以忍受的「情緒」，就像辦公室的八卦消息、化妝打扮、上班微笑一樣，也是非常辛苦的呢。

股市投資的門檻很低，就像投票一樣，是中華民國憲法22條保障的「基本人權」，如果我們不歧視選舉期間，出門投票的人，就更不應該歧視辛苦存錢，購買股票的人。

跟銀行借錢要「繳利息」，從股市募資當然也要繳股息，公司有資金需求，自願到股市募資，散戶有閒置資金，自願到股市投資，金融業者提供各種搓合的服務，讓需要資金與有多餘資金的人可以完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說，金融市場既沒有侵犯他人自由，也沒有危害他人財產，如果你對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剝削感到憤怒，那麼對於政府的稅收，你就更應該表達不滿。

關於「家後」一些台灣和台灣女人的故事（1）（作者：Derrick Hsu ）

每次聽江蕙的歌，總是有一些莫名的感動，我想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她歌裡面的故事，寫出了大部分台灣人的回憶、生活和身邊的故事。就像「家後」這首歌，我想大部分台灣人在生活中多多少少都有看過、聽過，甚至於和這樣的「家後」一起生活過，對我來說，這個「家後」就是我的祖母、我的母親、我的姊姊們。

在現在被歌頌的台灣經濟起飛的那些過往日子中，事實上不是每個人都滿懷夢想和希望；在那個「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時代，很多人被時代飛快的輪子輾過，成為時代的犧牲者，很多人只能辛苦的追逐時代，勉強的活下去。對這些只能勉強溫飽的人來說，希望、夢想，都是一種奢侈品。

很多台灣人的父親──例如我的父親，就是這類被時代拋棄的男人，也就是統媒最歧視的「一高二低」。正如現在的中國，這些男人扮演的，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最大功臣──便宜的人工，沒有便宜的人工，台灣經濟根本沒有崛起的機會。

但大家眼睛看到的，政府媒體標榜的，只是那些因經濟起飛大富大貴的「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還有那些把經濟起飛功勞攬在自己身上，互相標榜的政府公職。而這些失落的人、這些台灣經濟起飛的真正功臣，不但沒有獲得這個社會應該給他的榮譽和尊重，還被貼上了「不知努力」、「沒有常識」、「不學無術」、「一高二低」的標籤，被社會所唾棄。他們有些迷失了，就像我的父親──成為一個酒鬼，他總是在醉醺醺的時候，狂亂地要求家人給他尊嚴，只是，那尊嚴總是因為他的狂亂，離他越來越遠。

在我、還有很多台灣人的家庭裡，父親是沒有角色的，小學國語課本裡面的爸爸上班賺錢、媽媽在家打掃煮飯的情境，對我們來說好像是在講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在我們的家庭，早上準備上班賺錢、一肩扛起家中經濟大計的是媽媽，在家打掃煮飯、維持家庭正常運作的是祖母；爸爸？他還在昨晚大鬧一場的宿醉之後，補眠中呢！我們的母親，是那個古書上描寫的女主當家、牝雞司晨的武照或是那拉蘭兒嗎？（印象中父親總是用這兩位女傑──武則天、慈禧太后來責難母親）

在我們這些子女一輩的眼中，母親是剛強的代表，儘管母親常常提醒我們家裡頭並不富裕，希望我們克制欲望養成節省的好習慣，但我們從沒擔心過下一餐會沒有著落，都知道我們不用擔心「正途」上有需要時會沒有錢。而台灣的經濟，就在這些堅強、有責任感的「社會底層」女性支撐下，日漸茁壯，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都發現，在亞洲甚至許多新興國家，支撐家庭經濟，帶動國家經濟起飛的，往往都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起碼我家就是如此。

而在我或姊姊惹麻煩的時候，母親並不像電視上戲劇中的媽媽，會包庇、不顧一切地護短（在我家，扮演這個角色的是從小寵我的祖母），相反的，母親一定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先痛罵我們一頓；一直到很久之後，我們才知道，往往在痛哭失聲的一陣狂罵之後，母親會立刻想辦法幫忙解決我們的麻煩。

以前我一直以為母親是恨父親的──事實上我想不出她對這個可以說是毀了她一生的男人，有什麼理由不恨的。後來我漸漸長大了，大到已經可以在父親酒後發瘋的時候制住他的時候，有一次在這個制服過程中，讓父親閃了腰，母親流淚地要我尊重自己的父親，不可以對父親無理，當時我只覺得有點「好心沒好報」的委屈感。

等到更大，我才發現母親從來沒恨過父親，她就像「家後」裡面的主角，早已「認定」父親就是她一生的「夫君」，我更回想到我小時候聽到的「離婚」字眼，永遠是出自父親的嘴裡，在我印象中應該是一心想逃離這個男人的母親，從來沒有想過「離婚」這件事情，甚至可以說她們（母親以及和她同時代的女性們）從來沒有意識到有「離婚」這件事情；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就是即使她們自己的婚姻體驗如此糟糕，她們還是永遠期待自己的子女步上婚姻之路。對她們來說，丈夫、子女、家庭並不是浪漫的幸福，而是一種任務、一種責任。

愛發酒瘋的老爸漸漸老了，老到發不了瘋了，我也開始自己的職場生活，我在職場混的還算不錯，有一陣子甚至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那時我才發現，對一個男人來說，失去工作成就的生活有多可怕，而開始慢慢可以體諒當年父親的所作所為，也慢慢發現其實父親常常癟腳地想要為家庭、為我們、為母親做一些事情，儘管他往往什麼事情都做不成、而我和姊姊這兩個獨立的孩子，也總表現出一副我們不需要他的態度──也許這曾深深的傷透了他的心吧。

然而仔細想想，在這個家裡面，最常讓母親開心的其實是父親，最讓父親感到有被需要感覺的，則是母親，小時候母親叨叨絮絮的要父親負責任，其實讓父親在這個家裡有了扮演的角色。而過去，在父親不醉酒的的日子，總是無畏烈日風雨地，堅持用他的兩光機車接送母親上下班，總是在挑剔的祖母面前保護自己的妻子。

父親和母親從沒有什麼親熱的動作、甜蜜的言語（起碼在我們面前從來沒有），但我終於知道，其實他們都深愛對方，所以父親在怎麼醉、也從未夜不歸營，母親則總會在父親有需要的時候，安靜的支持的他。父親的無能、父親的心虛、父親的惱羞成怒，母親其實一點都不在乎。因為

吃好吃醜無計較　怨天怨地嘛袂曉

你的手　我會甲你牽條條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江蕙 家後（詞：鄭進一、陳維祥/曲：鄭進一）

守護丈夫、子女、家庭在我的、還有很多人的母親心裡，就是一種浪漫的幸福，只是，過去，我一直不懂這種幸福，才會以為她們在背負責任。我想，「家後」這首歌就是因為能唱出這些女性的心聲，才會在台灣如此大受歡迎的吧。

註1：這篇文章裡的台灣人，講的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活的所有人，不是以文化、國籍、族群或血統去定義的台灣人。

註2：這篇文章寫的很凌亂，我只是想從自己的生活中，去描寫某個時代的台灣女性和台灣社會，並且佐證「家後」這首歌的情境，並不是想講出什麼道理。

註3：這篇文章沒有出現豬頭翔先生，因為講的是作者本身的生活體驗，本來是要簽上大名的，不過後來想想，這篇文章主旨不是在寫作者自己的母親，而是一些台灣人母親的共同形象，加上對自己的父親有些負面的描寫，最後還是決定作罷。

打破企業規模化的幻想（作者：沈道廷）

 最近『規模化』在創業圈又廣泛被討論。

而我想老實說，我過去十多年來在國內不同領域的新創老闆們身上所觀察到的是，多數極力追求發展規模的創辦人，如今有「成功賺到錢、且確實收進口袋」的，都成了被讚頌的傳奇，但檯面下，更多是規模化失敗、最終虧錢倒閉，成了被世人所淡忘的砲灰。

我完全可以理解，幾乎每一位老闆、或公司最辛苦的創辦人，心底往往都有個「夢想」，真心期待看到自己的公司能持續成長、員工越來越多、錢也越賺越多，進而成為鎂光燈下的「成功企業家」，達成名利雙收後再衣錦還鄉。

然而現實是，絕不是每個老闆本身的性格、個性和能力，都適合朝規模化的方向走。

甚至我個人認為，我們七、八年級這一代，從小被教育灌輸的思維，骨子嚴重裡缺乏「企業規模化」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例如整合創造、領導統御、用人唯才、風險控管、目標導向、資本運營等。

在「先天不足」的劣勢下，就算大學選讀商業管理類相關科系，說真的幫助不大，甚至，我當年考大學的時候，當時「管理類」的系所，還曾與「文、史、哲」並列為「畢業沒頭路」的前幾名。

最近開車，我會聽對岸YT頻道「衝浪普拉斯」

它每一集幾乎都會完整解析，對岸「白手起家成功(或失敗)」的大型企業創辦人，一路走來到底都經歷了些什麼，才走到今天這般成功或失敗。

從中不難領悟一個殘酷現實；

那就是「擴大商業規模」的途徑，無論在任何領域都是極危險的，稍有一個風吹草動、政策改變、或大環境的景氣波動，就可能立刻導致企業整體的財務危機(對岸稱作資金鏈斷裂)，一個運氣不好，創辦人多年來所有的努力，瞬間灰飛煙滅。

那是因為，多數企業進入規模化的過程，往往都會需要創辦人「ALL IN身家」，特別是「引入大量資金」的條件，國際上如「軟銀」那種等級的巨型資本，往往會用「與創辦人的對賭協議」作為附帶條件。

白話就是，業績能迅速飆漲就恭喜，若沒達標老闆就填海。

上面扯遠了；

換到「國內小公司」的場景，我個人經驗是，當從本來的核心小團隊，人數快速擴張達30人、或50人以上時，很大機率創辦人就等於一腳踩著懸崖。

其實這很好理解，因為此刻公司每月「最低開銷」，光是人事與辦公室成本，將正式突破100萬、甚至200萬的死亡關卡，這還不包含其他更大筆的原物料、進貨成本、廣告費、稅金等開支。

換言之，這情況隨便過個一年，公司得噴掉上千萬現金，如果是以「開發新產品為目標」的新公司，通常更艱困，總使有富爸爸撐腰都很危險。

幾年前，我身邊有個二代朋友，由於從小一直嚮往創業，富爸爸一口氣借他兩千五百萬現金，大概僅過了一、兩年，公司戶頭燒到剩下幾百萬的時候，就被抓回家、面對現實乖乖當米蟲去了。

富二代有背景的都那麼慘，更何況是我們普通人？

另一個重點，過去幾年我親身的經驗；

大多數中小企業老闆決定拓展規模的時候，都刻意忽略、或對這件事太樂觀，那就是「你要一口氣多招募兩倍、三倍以上的員工，但你找得到那麼多有用的人才嗎？ 或者說，你找得到厲害的強者，足以管理這麼多新人嗎？」

曾被我問過這問題的，大半都回答：

「就算不是人才，也只能先找進來再訓練，反正先找到比較重要，不然難道停擺嗎？」

而後面的故事，幾乎都是這樣演；

老闆透過人力銀行，大舉招募到一批「好像不錯的正職新人」進公司，沒過一個月後就發現，不知怎麼著，幾乎全都不能用、很快又走了大半。

老闆無奈之下，聽了其他朋友的建議，說可能是因為之前開的薪水福利太低，給香蕉只能請到猴子，索性就開出優於業界的薪水，這波職缺一丟出，應徵的人超多，很快就應聘了一群看起來更積極的新人。

奇怪的是，實際運作效率、卻還是跟上次一樣悲劇。

頭都洗下去了，這時候不能收手，只好又聽從朋友建議，重金砸下很高的預算，想辦法招募來幾位「之前曾在知名上市櫃大企業任職過的主管」，希望能好好管理這些新員工。

幾個月後才發現，這幾位「大企業離職的前主管」除了非常會用文書軟體、善於美化數據外，卻沒辦法造就任何實際的績效。

結果呢？

就這樣一來一往，老闆焦頭爛額、把資本燒光，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只剩下悲劇還在延續；

再過幾個月後，大部分員工默默跳槽，往往會有少數一兩位堅持不走，老闆又想盡辦法多給幾萬元、對方才簽下自願離職，把神通通都送走後，公司基本上氣數已盡，多年來累積的資金，也都沒了。

上面類似的故事，這幾年我就目睹了數次。

反倒是我身邊有兩種類型老闆朋友，雖然「胸無大志」沒想要任何的擴張，但如今過得還算不錯的。

第一種；

當公司或產品被收購的時候，毅然選擇拿錢閃人不戀棧、連一股股份都不留，然後，轉頭去買幾間小套房當包租公，每天就是遊山玩水、過著枯燥但愜意的生活。

第二種；

長期以最低成本、小規模的商業模式輕鬆做，盡可能透過包裝把淨利拉高、將錢確實收進口袋存好，雖然注定單打獨鬥、也請不到太厲害的人才，但開銷與財務壓力小、亦不太需要受制於人，當個人錢存夠多以後，就可以透過資本利得，解放更多時間、一步步獲得更多自由。

總歸一句話：「做人要認清現實，別追求不屬於你的成就，凡事太盡、緣分早盡。」

小時候，我看連續劇最嚮往成為大企業的CEO，一路從公司門口走進辦公室，人人都要喊我老闆。

幸好長大後，我發現有另外一個地方，只要坐著不動，就會有一群賞心悅目的員工，輪流進來問候「老闆好！」，咱們就不用執著於哪個場域了。

經濟與人權，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作者：周布雅）

你覺得哪一種情況更容易讓一個社會的女權、人權、同志權益、勞權、環保法規與社會習俗倒退？

（1）社會上三成的人不讀哲學

（2）社會上三成的人不關心社會議題

（3）社會上三成的人沒有大學學歷

（4）社會上三成的人失業

所有的進步議題都是經濟問題，這樣講的意思不是要說人權訴求就用不著關心，可是人權進步的前提條件是經濟發展足以支持，你在經濟條件不足以支持這個人權標準的地方，講破嘴說什麼天賦人權也沒有人理你，然後文青就會開始感嘆說，公民教育程度還是不夠啊！社會上無知反智的人這麼多！所以教育還需要加強啊！這完全是搞錯原因，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還不夠，有時間閒暇功夫關心別人的人還不夠多。

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就是究竟是因為戰爭的勞力不足提高了女性就業，女性有了收入之後才開始要求公平權益？還是因為女性開始要求公平權益所以職場才開始接受女人？現實來看就是『都是』，兩樣東西相互是彼此的原因也相互是彼此的結果，然而我們可以假定，在一個經濟落後到勞動市場需求很少以至於沒有工作職缺可以釋放出來給女性就業的地方，兩樣都很難自然的出現，就算零星出現也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理解認同。

假如我們台灣經濟倒退回到農業時代，可以預見的就是社會觀念跟也會一併倒退回到女人只要在家帶孩子就好不需要讀書也不應該在外面拋頭露面的時代，因為在那樣的社會你送女孩子去讀書結果他才剛畢業就回家裡生小孩帶孩子了，而且出去外面也根本找不到工廠還是辦公室可以讓他工作賺錢，那麼把農村社會的微薄收入拿去給女孩子讀書就會被認為是浪費敗家的事情，只有富裕人家期望女兒培養氣質之後能夠匹配上等人家才會肯送女兒去唸書，這是經濟形態會決定社會習俗跟規則。

田園式文青夢想的是例如十年前的雜誌裡面描寫的不丹那樣，人民與自然、文化和諧共存，雖然貧窮可是快樂的社會，可是雜誌並不會告訴你，不丹能夠維持那樣的社會，是在極為宗教性的生活跟極權高度管制的政府管理，加上極為傳統保守的生活方式，這種社會才有辦法存續的，真的把他們丟到不丹去，不是作為觀光客跟普通不丹人一起過相同的生活，他們百分之百會一邊慘叫著性別盲！科學盲！人權盲！邏輯盲！救命啊！然後一邊逃回來，現代社會都市的價值觀跟生活方式，除非放棄大半你本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否則你根本沒有辦法在那裡生活下去的。

假如台灣倒退回五十年前的工業發展回歸自然純樸的生活，就必須支付人權法治文化習慣也倒退五十年的代價，社會觀念的進步的成本是非常昂貴的，社會必須要先支持得起那個成本才有辦法前進到那個狀態，而且只要經濟發展不足以支持成本運作了，就隨時可以倒退回去的，伊朗跟菲律賓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你覺得沒有成本那是因為你現在花得起或者別人替你付帳了，就像連勝文一餐如果吃個幾千塊錢他根本不覺得這有什麼豐盛的，因為他平常就支付得起，而且他想像不出來假如一個月只有五千塊餐費的話自己會吃些什麼，因為每天就是這樣生活的環境會局限一個人的想像力，讓人以為自己以外的每個人生活也是這樣的，好比偏鄉老農想像的皇帝是拿著金鋤頭耕田一樣。

但是去跟那些進步派解釋這些是純粹浪費時間的，因為所謂的進步派，比較激進的人要的是革命，革命就是打爛舊的社會重建一個新的，比較溫和的也是推翻舊制度換上新的，舊社會在他們眼中本來就是要丟掉的東西，好比下個月就要丟掉的舊沙發你根本不在乎貓貓去多抓幾個洞，價值觀決定想法，他們不認為把社會搞爛之後自己還在那個社會裡面。

一百年前的進步派砸爛社會迎來共產黨之後也沒想到過自己會面對什麼，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經濟發展才是維持現有人權的前提，經濟如果倒退了，我們擁有的一切並不是不會收回去的。

評蔡政府勞基法改革

本文原刊載於台灣教會公報

2018年選舉蔡政府大敗，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勞基法改革過於「擾民」。要理解這件事情，必須要從台灣的產業結構出發，理解法條為何導致選民大量反彈。

台灣的產業結構

很多勞團心裡所想對抗的萬惡資本家，都是大型連鎖企業。但在台灣大多數的企業卻不是如此。在台灣，年營業額不足一億元，經常性的員工不足100人的企業按定義為中小企業，而其中經常性員工不足五人的稱為微型企業。

台灣有98%的企業屬於中小企業，這其中又有80%屬於微型企業。

這些產業就是我們在街頭巷尾所看到的雞排攤，飲料店，便當店，小書攤，或者是在郊區的小型工廠。這些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很多都過著僅能夠養家餬口，至多是能有一點小積蓄作為養老棺材本的。當勞動成本提高，會率先關門倒閉的是這些中小企業，還是年營業額破億的大型企業呢？

設想一下，本來你小吃店吃一餐70元，營運成本漲了，小吃店撐不下倒了。最後只剩大連鎖餐廳可以選，吃一餐100元，你說太貴我不來消費了，但小吃店都倒了，只剩下財團的連鎖店，你還有機會可以選擇嗎？

又或著你是一個勞工，當中小企業都倒了只剩大財閥，本來有十個老闆，會開價競爭來僱用你，現在剩一間大財閥慣老闆開22K，你有選擇嗎？最後，你想乾脆自己創業發現非常困難，勞動成本大增你雇不起員工，你只能回去當勞工，沒得選擇只能領22K。

勞基法修正2016年12月23日版本

勞基法就是讓「企業營運的勞動成本大幅增加。」休息日的出現(36條第一項)，薪資在平常日加班兩小時1.34倍，加班四小時1.67倍(24條第一項)，做一算四做五算八(24條第三項)，休息日加班第九到第十二小時甚至要2.67倍薪資(24條第二項)。國定假日出勤要兩倍薪水並給予補休(39條)，甚至還要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40條)，都是徒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許多餐飲業者，服務業者，物流業者，因為無法負擔提高的薪資成本而寧可假日休息(一開店就因為過高的薪資賠錢)，甚至是無法負擔營運成本而倒閉。

另外強制性的七休一(36條)，11小時的輪班休息制度(34條)，也是間接提高了營運成本，畢竟若不能在未滿11個小時的休息輪班，經常就需要多聘幾個全職人員才能順利完成工作，這麼一來也大幅提高營運成本，結果就是許多業者製作假報表讓員工持續加班。

重罰100萬元(79條)對於這些中小企業來講更是一項重擔，不妨想想，一家手搖飲料店一個月盈餘不過數萬元，但修法的目的卻是想抄了這些小店的生計。請不要忘記，當休息不做的時候，或是倒閉關店的時候，受傷的不只是老闆，連帶地讓想賺錢的勞工朋友也一起沒了生計。

勞基法修正2018年3月1日的版本

這個版本的勞基法放寬了一些彈性，例如可調整的7休1(36條)，輪班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由11小時放寬至8小(34條)時，加班時數上限由每月46小時放寬為單月54小時，3個月以138小時為上限(32條)。這幾項修改都讓原本即為僵化的工時變的較有彈性，可以讓想多上班的勞工賺錢，也可以減少企業雇人的營運成本。

休息日工時及加班費原本做一算四做五算八，改成以實際出勤計算(24條)，延長工時及休息日加班得以補休代替加班費(32條)，補休時數同加班時數，若於期限內未休畢仍發給加成之加班費(32條)。

而特休的累積變快了量也增加了(38條)，未休畢之日數可遞延至次年度休假，若次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仍未休畢，須折發工資(38條)。雖然勞團成天在喊「還我七天假」但因為特休年資累積的速度變快了，只要沒有一直換工作，特休累計起來比這七天國定假日還要來的多了。

也就是說，2018年版的勞基法，確實比2016年的來的好多了。

但是，可調整的7休1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必須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行業(21行業)，或是經工會同意，如無工會，經勞資雙方同意，例假得於每7日之週期內調整之。

因為台灣的工會長期以來並不發達，甚至被某些特定人士把持，若該行業僅有全國性的產業同業公會，無法找到相對應之全國性勞工工會，造成代表性不足，致無法達成勞動部所稱勞雇雙方皆須同意之規定，最終被排除在外，還是得面對僵化的7休1的問題。
重新思考勞動基準法與基本工資的存在必要

原先《勞動基準法》的前身就是工廠法，自從1984年8月1日以來，勞動基準法的設立，與基本薪資的調整(21條)實質上是讓工作能力最弱的邊際勞工失業，因為無論法規再怎麼調整，不符合市場機制的事情是不可能持續存在的。

無論過高的勞動成本，僵化的勞動政策會導致產業外移，失業率提升。當妄想以基本工資來保護低薪的邊際勞工(工作生產力較低的勞工)，那些原本的雇主反而會因為雇請這些邊際勞工不符合效益，反而將請它們走路，讓他們失去原本能溫飽保的一份工作。

從人類社會有商業開始就有勞資關係，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甚至在政府存在之前的人類社會存在著各種的交換。既然數千年來的勞資關係在沒有政府管制的情況下都能夠運作，那麼為什麼我們的政府要勞資權力不對等而自以為是的保護勞工呢？

訂了過高的基本工資，也是帳面數字上好看，同時發生的通貨膨脹，會讓實質購買力是倒退的，那麼號稱擺脫22K又有什麼意義？

反倒是應該實質上良性的工會組織少有發展，比較大型的工會要不是有政治力介入發展作為政治操作工具，就是本身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無產者所組成的職業社運家。這些人會替真正的工人們爭取些什麼權益，我認為是很可疑的。

因此政府應該做的是協助輔導企業內部或同性質的產業工會成立，並理解他們的訴求，在勞資糾紛時能夠給於司法上的扶助，這樣就夠了。

說白一點，光是要理解改來改去的《勞動基準法》本身就是要犧牲巨大成本，的事情了，更何況是依法執行這些規定呢？一個有理想但是窒礙難行的法規，制定的後果就是擾民造成反效果，我想2018年的選票已經嚴正的告訴蔡政府：「我們不要這些鬼東西。」如果政府還是要一意孤行，那麼很快的就會被趕下台來回家吃自己了。

畢竟政策與選票，也要符合市場機制才行的通呀。

分散風險的重要性(作者：周布雅)

從俺口子開始把錢自己作投資開始，我就一直不停洗腦他一個觀念『避險觀念的重要性高於投資報酬率』

這個概念很容易理解，因為一般人在做投資預測的時候，其實長期下來的準確率是很接近隨機的，也就是猜對猜錯的機率大概各半，就算很有經驗的投資專家頂多就是把它提昇幾個百分點而已，會說自己預測股市走勢能超過一個月而且準確率高於七成的人幾乎全是騙子，就算你是超神的七成準確率好了那也代表你平均四次就會出現一次誤判。

假如你完全不作風險控管，那麼無論你單次報酬率再高可是每四次你就一部份錢套牢，循環幾次你手上的錢就全部套牢沒有子彈可以用了，還不說金融風暴是無論你線型分析再神準也好大型風暴那都是完全不可測的，假如你習慣性不作風險控制，哪怕你前面賺再多只要遇上了就全部吐回去了，而今日的金融生態，金融風暴可以說五年週期以內都會發生一次幾乎是不可能避免遇上的。

因此散戶如果不能透過投資配置跟停損觀念，把棋局控制在一種『雖然會放棄一口氣大賺的機會，然而可以把投資控制在就算虧損時也只會有一個極限上限』的配置，那麼只要投資的時間週期一拉長機率上面看散戶是幾乎絕對不可能賺錢的。

無論前面賺了多少只要大型風險一發生散戶就會全部吐回去，而這種大型風險雖然單次上面看似乎機率這麼低不會這麼倒楣，然而只要時間一拉長你遇到的機會其實都是必然！

因此單次的盈虧根本說明不了什麼，如何把最大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才是散戶能不能把錢拿出來的關鍵。

為什麼會講這個是想到關於『民主／專制』，國人普遍有一種嚴重的誤解，就是我們選擇了民主政體當然是因為民主政體更好、能作更多事、更能為人民服務、更能有效運用國家資源，可是問題是現實看上去真要講民主制度好在哪裡？優秀在哪裡？

卻又講不出來了，那些所謂更能集中資源作更多有效、對社會有益事情的理想，現實面好像反而專制政府更能作到，於是講到民主就只繞來繞去一些空泛的標語，一談到現實潛意識就忍不住專制靈魂上身覺得應該擴張公權力，因為不明白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到底在哪裡，所以骨子裡真正想要達成什麼目標時，內心還是只迷信專制手段。

民主的制衡、權力分散並且協商制度，恰恰相反是為了讓政府無法集中權力跟資源的，它其實就類似一個投資的避險操作習慣，不讓自己把可用資金全部梭哈下去以免你萬一判斷失誤時直接虧光被踢出場，這種降低人為決策時可能造成的損害才是民主體制的聰明之處，它不是最有效率的也不是最能作出聰明決定的。

可是它是最不容易因為一個腦殘決定毀掉一個國家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因為一個領導人的強力個人意志死掉幾千萬人那樣的災難，它在民主政體會因為有無數機關跟公務員有能力牽制領導人而根本不可能發生。

我們覺得努力是很好的，集中資源在重要的事情上是很棒的，高效率快速的決策執行是很優秀的，可是很少會去想像努力作蠢事有多可怕、集中資源在幫助少數權貴掠奪人民有多可怕、高效率快速的作種族迫害跟清洗人民有多可怕。

大多數的極權政府最後都是因為一些很愚蠢的決策而垮台，而無論一開始有多麼聖明幹練，時間一長而完全不作蠢事的極權政府歷史上你可以說那是完全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的。

因為一旦權力過於集中無人能夠制衡，你無法期待他永遠英明，然後就像每次投資都梭哈不作任何避險的散戶一樣，賠光出場幾乎可以說只是時間長短問題的必然了，那是一種幾十年，頂多維持一兩百年國家就必定滅亡的體制，所以人們才尋找不同的體制去取代它，透過分散而且無數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無數團體，把權力分散到這些無數團體身上，無人可以一言而決必需受到各種牽制，來避免極權政府必然最後會努力地、有效率地、集中全部資源地自我毀滅這種結局。

你如果總是想要一個簡單的單一好懂的答案、總是想要快速效率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總是期望政府有魄力有決心，那拜託，民主政體根本給不了你這些，那是專制政權的強項，隔壁中國才擅長這個，而且他們正在把這些強項用在全力迫害自己國民上面。

說明：筆者所謂的民主，是英美國家為主的自由民主制，而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