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6日 星期五

菜市場的阿嬤也知道比特幣不能當飯吃

我最近和幾個朋友討論比特幣,討論的過程中話題漂到了一個我從沒預期,也未能參透的部份——價值的本質是什麼。

這不是一個投資問題。這是一個讓大多數人假裝自己理解、卻從來沒有真正想清楚的問題。

從比特幣開始說。

幣圈有一類說法:「比特幣是硬通貨,美元才是泡沫。」這種對美元的不信任聽起來很叛逆、反建制,但仔細想,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邏輯陷阱——因為他們用來衡量比特幣漲跌的單位,仍然是美元。你站在美元的地盤上宣告美元的死亡,這不叫革命,這叫寄生。

但這不代表美元批評者完全沒有道理。

2000年到今天,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損失了將近一半。2000年的100美元,按CPI折算到2025年,購買力只剩下不到55美元。更直觀的是:2019年,100美元可以裝滿一車日用雜貨;到2024年,同樣的清單已經超出預算,你得把香蕉、礦泉水、巧克力從購物車裡拿出來。

這不是比喻,這是消費品追蹤機構實際記錄的數據。2020到2022年,聯準會為了應對疫情大規模量化寬鬆,兩年內把資產負債表從4兆膨脹到近9兆美元,通膨在2022年6月衝到9.1%,創四十年來最高。美國國債超過35兆,還在以每年超過1兆的速度增長。這個就是全球所謂高物價高房價的重要推手。

所以比特幣支持者說「美元在貶值」,這部分是事實。

問題是,他們的結論錯了。

美元貶值是一個關於「計價單位侵蝕」的問題,比特幣對此的回應是:總量2100萬枚,算法鎖死,任何人無法增發——這是它對抗購買力侵蝕的核心主張,而不是後來才貼上的標籤。這個主張在技術層面是真實的。

但問題不在於比特幣的供給是否有限,而在於稀缺性是價值儲存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黃金也稀缺,鑽石也稀缺,某些限量版球鞋也稀缺——稀缺性本身無法決定一個東西是否適合作為計價單位。比特幣真正的弱點不在於稀缺性,而是它的波動性讓它無法履行貨幣的定價功能:一個今天值100美元、三個月後可能值50美元或200美元的單位,不管它多稀缺,都無法讓一個家庭主婦用他來買菜市場的玉米。

薩爾瓦多做了一個真正的實驗。2021年,總統布格磊把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理由是全國25%的GDP來自海外匯款,卻只有三成人口擁有銀行帳戶。這個動機是真實的,問題的診斷也沒有錯。但實驗的結果同樣真實:民間自願使用率從未超過一成,71%的民眾明確反對。2025年初,薩爾瓦多在IMF 14億美元貸款的條件下,取消了比特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需要說清楚的是,這次政策逆轉的主因是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壓力,而非布格磊個人的政治算計——薩爾瓦多作為一個依賴外部融資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同時對抗IMF和維持比特幣實驗。一個小國無法靠意識形態對抗結構性依賴,這本身就是對「比特幣能取代法幣」這個命題最殘酷的現實測試。



這讓我想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價值到底從哪裡來?

經濟學課本說,價值是主觀的。奧地利學派說得更清楚:沒有客觀的價值,只有人在特定時間、特定情境下的邊際效用。同一碗水,在台灣值幾塊錢,在撒哈拉沙漠可能值你的命。從這個框架看,比特幣的高市值也說得通——有夠多的人相信它值錢,所以它值錢。

但這個解釋讓我不滿意,因為它把兩種本質上不同的東西混在一起了。

一顆抗生素能殺死細菌,不是因為人類投票決定它有效,而是因為它的分子結構和細菌的生化機制之間,存在一個不需要集體共識就成立的因果關係——它不需要夠多人「相信」它有效才有效。

當然,如果人類滅絕,這顆藥的「價值」也會歸零,因為價值終究需要一個感受主體。但這不是我要說的重點。重點是:抗生素的功效有一個生理學上的現實作為基礎,而不是來自人群信念的轉向。這和美元、比特幣那種「只要共識崩潰就歸零」的脆弱性,是本質上不同的價值結構。

所以更精確的說法是:我認為價值有兩個根源。第一是現實對人類需求的客觀作用——它需要人類存在,但不需要人類相信;第二是純粹的集體意識賦予——它不只需要人類存在,還需要夠多人持續相信。大多數市場上流通的東西,混合了這兩者,但比例差距極大。

美元在第二個層次上正在緩慢失血。比特幣的支持者看到了這個出血點,但他們開的藥方是用另一個純粹依賴集體意識的東西來取代它——這無法治好現代金融體系,他們換了病人,然後宣稱原來的病已經好了。

而股票有意思的地方在這裡。一家真正解決人類問題的企業,底層有物理現實層面的支撐:有人付錢,是因為商品或服務真的有用。即使美元繼續貶值,企業的名目收益會跟著通膨上升,而它創造的實質價值不會因為計價單位變爛而消失。

兩個例子可以讓這件事變得具體。

可口可樂在1980年代一罐賣不到50美分,今天要1.5到2美元——名目價格漲了三到四倍,但可口可樂的生意沒有變差,它只是把美元貶值的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股東反而因此受益。這不是例外,這是所有擁有定價權的企業的基本運作邏輯。

更系統性的數據是:從2000年到2025年,美元購買力損失了將近一半,但同期標普500的總報酬(含股利再投資)超過500%。換句話說,持有現金的人被美元慢慢吃掉了一半的財富,持有指數的人卻在美元貶值的過程中把財富翻了五倍以上。


計價單位在腐爛,但生產力的果實仍在累積。


這就是為什麼持有股票是對抗通膨最有效的長期工具之一——不是因為股票不受美元影響,而是因為它的底層有真實的生產力作為支撐。

但這裡需要誠實面對一個限制:企業生產力不是孤立於貨幣系統之外的桃花源。當法幣這個「作業系統」徹底失火時——魏瑪共和國、委內瑞拉——股票也救不了你,它們會伴隨整個經濟秩序一起崩潰。在那個情境下,你需要的是土地、糧食和人際網絡,不是私鑰,也不是股票憑證。股票的優勢存在於美元緩慢貶值但不崩潰的情境——而這恰恰是過去一百年的基準情境,也是最可能延續的情境。

在一個著火的系統裡,沒有人完全安全。但有些人離出口更近。所以,對於一個普通人,結論其實很簡單,簡單到讓那些想賣你複雜產品的人很不高興:

把你不需要動用的錢,定期買進追蹤美國整體市場的指數基金(VTI)或是標普500指數(VOO),然後不要看它。 不需要選股,不需要擇時,不需要研究比特幣的白皮書。你買的不是某一家公司的賭注,而是美國持續解決問題這件事本身——這是有史以來最分散、最有現實支撐的長期押注。

美元會繼續貶值,這幾乎是確定的。但只要你持有的是生產力本身而非計價單位,貶值的美元只會讓你帳戶裡的數字變大,而不是讓你變窮。這不是什麼秘密,巴菲特說了幾十年,大多數人就是不信,因為這個答案太無聊了。

無聊,才是它真正的優點。

2026年6月16日 星期二

突破極限之後,你會獲得重新定義問題的能力。

台灣每年有幾十萬人在考證照、讀學位、修學程。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真正活得自由且廣闊的,往往不是那些最努力優化自己的人。

這不是運氣,也不是人脈。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解答別人出的題目,卻從來沒有想過,題目的外面有什麼東西。

彼得·提爾在《從零到一》裡說了一句很多人不敢承認的話: 競爭是失敗者的遊戲。這句話聽起來很反直覺,但邏輯很簡單。 當所有人都在搶同一個東西,競爭會把利潤壓到接近零。每個人都更努力、更拼命、更優化自己,但因為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沒有人可以真正拉開差距。

航空公司每年運送幾億人,整體利潤率不到2%。而Google一家公司的利潤,比整個航空業加起來還多。差別不是誰更努力,而是Google找到了一個沒有人跟它競爭的地方,航空公司一直在一個所有人都擠在一起的地方打架。

提爾還說了另一件事:競爭會讓人失去判斷力。 當所有人都在搶同一個東西,我們會產生一種幻覺——大家都在搶的東西,一定有價值。 但事實往往相反。越多人在同一個地方競爭,留給每個人的空間就越小,能拿到的回報就越低。 

真正有價值的地方,通常是那些還沒有人注意到的地方。

但去那裡需要對抗本能,因為人天生從眾,人少的地方讓人不安。 這就引出了他最重要的區分:從一到N,和從零到一。 從一到N是優化——把現有的東西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從零到一是換框架——做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東西,去創建一個原本不存在的遊戲。

用更抽象的方式說: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都在優化——在既定的規則裡把結果做到最好。 但真正決定命運的,是框架本身——是那個決定什麼叫「贏」的遊戲規則。優化讓你在遊戲裡爬得更高,換框架讓你去玩一個別人還不知道存在的遊戲。

但這裡有一個關鍵,是很多人讀到這裡就誤會的地方: 換框架不是優化的對立面,打破框程往往在優化的極限之後。 真正能換框架的人,幾乎沒有例外,都是在舊框架裡優化到了某個極限,撞上了天花板,才看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

沒有對舊題目近乎變態的鑽研,你不會看見框架的牆,更不可能看見牆角的裂縫。 換句話說,優化和換框架是同一條路上的兩個階段,不是兩條不同的路:先深入優化,直到你看見邊界;然後問,這個邊界之外有什麼? 以下五個例子,說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 

1. 在專利局賴床的男人:

1905年,愛因斯坦是瑞士伯恩專利局的一個小職員,薪水3500瑞士法郎,工作是審核別人的發明申請。他的直屬長官那年給他的績效評語是:需要更加熟悉機械工程。 他的腦子不在這裡。 在那個年代,物理學界的框架是牛頓力學——宇宙有絕對的時間和空間,這是所有人的共識,沒有人質疑。

一個想在學術界出頭的人,正確的做法是在這個框架裡優化,把牛頓力學研究得更深、更精、更完整。愛因斯坦做不到,因為他連進入學術圈的門票都沒有——大學畢業後他找不到教職,靠朋友的父親介紹才得到這份專利局的工作。

但他在進入專利局之前,已經做了一件很多人忽略的事:他和一群朋友組成了一個叫「奧林匹亞學院」的地下讀書會,把當時物理學界最枯燥、最底層的邏輯細節,像顯微鏡一樣掃描了無數遍。馬克士威的電磁理論、牛頓力學的每一條推導、當時最新的實驗結果——他不是在賴床,他是在舊框架最深的地方挖掘,深到他開始發現有些東西對不上。

馬克士威的方程式算出來的光速是固定的,不受觀察者運動狀態影響。但牛頓的時空觀告訴你,速度是相對的。這兩個答案放在一起,有一個必然是錯的。

大多數物理學家選擇忽略這個矛盾,因為承認它意味著要動搖整個牛頓力學的基礎。 愛因斯坦沒有忽略。他問了那個沒有人敢問的問題:如果光速真的是固定的,那是時間和空間本身在變動。 1905年,他一口氣發表了五篇論文。其中一篇解釋了光電效應,後來讓他得到諾貝爾獎。另一篇是狹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兩百年來建立的時空觀。整個物理學界都傻眼了——這些論文的作者地址,寫的是「伯恩,瑞士」,不是任何一所大學。 

後來有諾貝爾獎得主回顧這一年說:「一個無名的專利局職員,在同一年發表三篇各自都可能得諾貝爾獎的論文,這件事在物理學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愛因斯坦換框架不是因為他不屑於答題。是因為他把題目答到了別人沒有到達的深度,才看見了框架的裂縫。

2. 那個讓參謀首長傻眼的將軍

1950年6月,北韓軍隊越過三十八度線,以閃電速度往南猛攻。三天之內首爾淪陷,南韓軍隊潰散,美軍倉皇從日本調兵增援,但一樣擋不住。到了八月,聯合國軍隊被壓縮在朝鮮半島最南端的釜山一帶,守著一個叫「釜山環形防線」的最後據點,外界普遍認為撤出朝鮮半島只是時間問題。 所有人討論的問題都是同一個:怎麼在正面防線守住? 

麥克阿瑟不討論這個問題。 他在七月初就開始思考另一件事:如果在北韓軍隊的後方登陸,切斷他們的補給線,整個戰局就會翻轉。他選定的地點是仁川——首爾西邊的一個港口,距離前線幾百公里之遙。 但仁川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登陸的地方。

那裡的潮差是全球最大之一,漲退潮之間水位差距超過九公尺,適合登陸的時間窗口每次只有幾個小時。港口入口狹窄,任何一艘船出問題都會堵死後面的艦隊。岸邊有高聳的海堤,士兵必須架梯子爬上去,在最暴露的位置攻擊守軍。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派人飛到東京,當面勸麥克阿瑟放棄這個計畫。陸軍參謀長說,這個方案風險太高,如果失敗,美軍根本沒有後備力量可以補上。

麥克阿瑟聽完之後說:「正因為敵人認為不可能,我們才要這樣做。」他說,仁川所有讓它看起來不可能登陸的條件,同時也是讓北韓認為那裡不需要重兵防守的理由。 但光是這個想法,不足以讓仁川登陸成功。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人類軍事史上最精密的執行優化之一。幾千名參謀官在燈火通明的房間裡,把每艘船的航速、每座梯子的長度、每分每秒的彈藥基數、每個潮汐窗口的精確時間,計算到極致。

換框架給了方向,但沒有這個層次的執行優化,仁川只會是一場發生在換了框架之後的集體自殺。 1950年9月15日,麥克阿瑟的部隊在仁川登陸。兩週之內,北韓的補給線被切斷,原本氣勢如虹的北韓軍隊陷入包圍,開始全線崩潰。首爾在登陸後兩週收復。 麥克阿瑟換了框架,然後用極致的優化把它變成現實。缺少任何一個,都不會有仁川。
3. 那個想把摩托車賣給家庭主婦的人

1950年代,摩托車在日本和美國都是同一種東西:有點危險、有點叛逆、屬於男人的機器。美國的摩托車文化和飛車黨、皮衣綁在一起,日本的情況類似。整個產業的框架是:做更快、更強、更有氣勢的機器,賣給那些想要感受速度和力量的男性消費者。 本田宗一郎和他的商業夥伴藤澤武夫不是在這個框架裡思考的。

1956年,兩人去歐洲考察,看到德國滿街都是輕便的代步摩托車,每個人都在騎——上班族、家庭主婦、老人、送報紙的少年。他們回到日本之後問了一個在當時的摩托車產業裡沒有人問過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做一台連女性都能輕鬆騎的摩托車? 藤澤跟工程師說的要求只有一個核心:「這必須是任何人都能騎的車,特別是要讓女性覺得她們有信心可以騎。」 但這個框架的轉換,是建立在本田宗一郎對引擎技術近乎瘋狂的優化上的。

他是一個為了優化引擎氣門間隙,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的技術瘋子。Super Cub那顆50cc的四行程引擎,在當時的技術框架下是一個奇蹟——它在低速下的扭力輸出、耐用性、省油程度,每一項都是被優化到極限的結果。 換框架告訴他要賣給誰,而技術優化讓那台車真的值得被買。 

1958年,Super Cub誕生。低矮的跨步式車架讓穿裙子的女性也能輕鬆上下車,引擎蓋用塑膠做成不會沾油,操作簡單到不需要學習。第一年五個月內賣出兩萬四千輛,第二年賣出十六萬七千輛。

進入美國市場打出「你在本田上遇到的都是好人」的廣告,把整個摩托車的文化形象重新定義了。 Super Cub後來成為人類歷史上總產量最高的機動車輛,超過一億輛,至今仍在生產。 

4. 那個讓空軍恨得牙癢癢的飛行員

約翰·博伊德在韓戰時期是美國空軍的飛行教官,外號「四十秒博伊德」。他放話說,任何人只要能在四十秒內在空中擊敗他,他就給對方四十美元。在Nellis空軍基地教書的幾年裡,沒有人贏過他。

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博伊德在換框架之前,已經是舊框架裡的超級玩家。 他不只想贏,他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每次都贏。這個問題逼著他去做一件在當時空軍文化裡很不尋常的事——把空戰的每一個細節,用數學的方式拆解。

他和數學家Thomas Christie合作,建立了「能量機動理論」。他的核心發現是:決定空戰勝負的,不是飛機的最高速度或最高高度,而是飛機在不同飛行狀態之間切換的速度。不是誰跑得最快,而是誰轉向最快。 這個發現不是靠靈感,是靠他把自己幾千小時的飛行經驗,用物理學和數學語言重新表述出來的結果。他在舊框架裡優化到了天花板,才看見那個框架本身的問題所在。

冷戰時期,美國空軍的框架是:戰鬥機要飛得更快、更高、更遠。五角大廈把預算砸在這個方向上,每一代新型戰鬥機都越來越重、越來越複雜、造價越來越貴。博伊德的數據顯示這個框架有根本的問題——那些飛機太重,轉向太慢,在真實的空戰中會輸給更輕巧的對手。 他把這份分析送進五角大廈,得罪了一大堆高層。長官想盡辦法整他,但他的數據是真的,壓不下去。他的理論最終影響了F-15和F-16的設計。1991年波灣戰爭,美軍以近乎零的空戰損失擊敗了伊拉克空軍。

博伊德退休後發展出的「OODA迴圈」理論,成為那場百小時地面戰役背後的戰略框架。 他一生軍銜只到上校,從來沒有升將軍。但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軍事思想家之一,影響力超過大多數四星上將。 博伊德是因為在舊遊戲裡無人能敵,才看見了舊遊戲的問題。換框架是優化到極限之後的自然結果,不是優化的替代品。

5. 那個背向爭論的科學家

2000年代初,幹細胞研究是全球科學界最熱門、也最有爭議的領域。 問題的核心是胚胎幹細胞。這種細胞從人類胚胎中提取,能夠分化成人體幾乎任何一種細胞,在再生醫療上潛力巨大。但提取它需要破壞人類胚胎,這在倫理上引發了激烈的宗教和政治爭論。

美國在布希政府時期立法嚴格限制相關研究的聯邦經費。整個科學界和政界都陷入了一場拉鋸戰,爭得不可開交,但誰也說服不了誰。 大家都在同一個框架裡打轉:胚胎幹細胞是唯一選項,問題是能不能用。 沒有人問:如果根本不需要胚胎呢?

山中伸彌在京都大學的一個小實驗室裡,想的是另一個問題。他深入研究胚胎幹細胞的基因表現,試圖理解是什麼讓這些細胞具備分化成任何東西的能力。這是純粹的、枯燥的基礎研究優化——不是靈感,是一個基因接著一個基因的篩選,從幾百個候選基因裡像大海撈針一樣進行排除。 正是因為這種深入,他看見了一個框架內的人看不見的東西:讓幹細胞保持萬能狀態的,是幾個特定基因的表現。如果這些基因可以被外部引入,那麼理論上,任何已經分化的細胞都可以被重設回去。 

大多數同僚認為這個想法幾乎不可能成功。細胞分化被認為是單行道。山中的實驗室很小,資源有限。他還是做了,繼續一個個篩選,繼續一次次失敗,繼續優化實驗條件,最後找到了那四個關鍵基因的組合。 2006年,他發表論文,宣布成功用小鼠的皮膚細胞製造出iPS細胞。

2007年,用人類的皮膚細胞做到了同樣的事。那場爭論了將近二十年的倫理戰爭,因為一個在更深層次優化之後才看見的新框架,在一夜之間變得不再那麼重要。 2012年,山中伸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他沒有逃離舊框架,他是鑽得比所有人都深,然後從底部找到了出口。 這五個人,表面上看是因為「換框架」而成功的。 但如果你仔細看每一個故事,你會發現同一個模式:他們都是在舊遊戲裡優化到了某個深度,撞上了天花板,才看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然後才來重新那個問題,或是問——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誰定的?我可以換一個遊戲玩嗎? 

優化和換框架從來不是二選一。優化是你進入框架邊界的門票,換框架是你撞上天花板之後才能做的事。沒有前者,我們連框架的牆在哪裡都摸不著。

2024年12月17日 星期二

該學什麼新東西?

如果我們把人想成能夠安裝各種軟體的機器,而書本(或是接觸的資訊本身)給人帶來的作用就是「安裝新軟體」,依照這個比喻,比較能夠對書籍作出價值判斷。

第一類是直接更新作業系統的層級,像是Android系統換成Windows系統之類的,這類軟體對於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作業系統一換,簡直像是換了靈魂一樣。

第二類是殺手級的應用程式,像是瀏覽器軟體、Office、或是手機的導航軟體,每天在開的通訊軟體。這類軟體非常重要,對生產力的影響至關緊要,沒有的話會對日常與工作造成很大困擾。

第三類是一些小品,例如踩地雷或是貪食蛇之類的東西,這類軟體沒有了不會影響些什麼,但是會讓生活無聊很多。而無聊是連神都要舉手投降。

所以,以下的閒談是根據「資訊對人的影響程度」進行簡單分類:




1.能夠從人生價值觀與態度進行改變的書

這類的書,無論乘載的文字或時代,都算是相當有價值的書籍,而哪些書有這類效果?美國人 Dr. Robert B. Downs曾經寫過《改變歷史的50本書》,裡面就有很多是這種類型的。例如馬基亞維力的《君主論》或是潘恩的《常識》,馬克斯的《資本論》達爾文的《物種源始》、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都是這類。當然這也包括各種宗教經典,比如《聖經》、《阿含經》

若要找個比喻的話,這類的書就好比是一台處理器連同作業系統都直接重新安裝了,會讓整個人的行為舉止神情表現得截然不同。這類書給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然而是是正面或負面,那就不好說。

2.能讓人習得一門新技術的書籍

這類的書通常比較指引性質,比如說《鳥哥的Linux私房菜》,或是黃阿文教練所寫的《最新健美運動詳解》或是葛拉漢的《智慧型股票投資人》這類的書很棒,知識豐富連貫且可以讓你學到一門完整的新技能。

但問題在於很多讀者讀完了之後沒有動力去實踐書上的東西,很多時候問題是在價值觀與人生態度上面,如果本來就是悲觀負面消極的人,買了這類的書也很難發揮作用。市面上有很多殺手級的應用程式,你知道很好用但是你卻總是不懂用,也是類似的原因。

3.能夠知道一些有趣的資訊

這類的書,經常是為了趣味而存在。小說也是提供讀者情節和獨特的文字來吸引讀者,我不會說這類的書籍無用,事實證明這些書在市場上活得很好。事實上很多人拿電腦玩小遊戲的時間比辦公還多。

當然,當你把自己怎麼看待閱讀的價值排序更動一下,你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要評論價值,先揭露自己的價值觀是必須的,而不分青紅皂白的,直接把某些閱讀的面相直接打成毫無價值,恐怕就淪於偏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