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有點麻又不會太麻。或認為兩者相同，同是一家，何必分居分財？其實，在某段歷史裡，或可等而論之，但在大部分時間非但不同，後者往往用以突顯自己、區分前者。復次，當兩者並行於世，往往有特殊的意指與內涵，固然不可視為兩種體系，但同個屋簷下，大嫂二嫂確實不同，不可胡睡亂睡，兩者之分，不可不辨。
社會主義往往與（古典）自由主義相對，兩者主張不同、理論不同、看法不同，到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出現改革者：馬克思與恩格斯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如此自稱，是刻意區別他們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又稱空想社會主義，意謂「子虛烏有之鄉」），代表人物如聖西門（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52）、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等，「烏托邦社會主義」並非學派，也非團體，既無規章，亦無領袖，只是一種籠統的稱呼，改革計畫皆異，不可等而論之，不過歸納而言，到是有幾個共同點：因工業革命而產生的種種弊端，讓他們大為不滿，企圖經由物質環境的重建，重返工革前的精神文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改革，標榜合作。是故，「烏托邦社會主義」並非貶義，而是一種理想、一種遠景、一種美好的大同世界。
當然，在馬克思的觀念裡，「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封號頗有諷刺意思，「空想」自不足論，「烏托邦」又豈有此理？唯有「科學的社會主義」方為正路，工革固然造成種種弊端，若因此主張返回先前精神文明卻是無聊。消除弊端，「鬥爭」與「唯物」足矣，「經濟」決定一切，「革命」才是王道，他與恩格斯刻意使用「共產主義」（communism），1848年更有〈共產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就是為了區別別人、為了突顯自己，同時也作出宣告：擺擺攏是社會主義，唯有「共產」、只有「共產」，給我共產，其餘免談，共產主義才是社會主義的高峰、最高階段。這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認定裡，其實就是Utopian Socialism）的第一次區分。
故事還沒說完，歷史仍在繼續，馬克思主義已成社會主義主流，Utopian Socialisn早已遠去，「共產主義」已無使用的必要，亦不需再區分突顯，故共產主義漸而消失，「社會主義」再被正名──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
同時段裡，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馬克思預言的英國革命並未發生，人民所得與生活卻大有改善，中產階級也日漸壯大，無產階級的定義卻日漸不明，如此種種，批評共產主義之聲幾乎也是同時而起，批評之所及，「修正派」於焉產生，社會主義修正派主張以和平漸進改革，階級不必對立，工人不必革命，唯物不定成功，主義仍需修正。此時，馬克思主義者不高興了，在他們眼裡：馬克思就是神主牌，並無錯誤，何來修正之必要？所以堅持、認定馬克斯主義是就是最理想、最美好的社會主義，這些「基本教義派」大力反對修正派，爭論之所及，形成右派與左派，左右之爭，在「第二國際」吵得面紅耳赤、不亦樂乎（左右派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比較而言，左派意指激進，右派意指保守，此時：修正派－右派；基本教義派－左派），在左右開弓的衝突下，修正派為大多數，故獨佔「社會主義」之名，這時，社會主義就是溫和社會主義、就是修正派。
此後高潮迭起、一次不NG，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布爾什維克大獲全勝，孟什維克、修正派大獲全敗，「共產主義」又重被引用，同時被賦予新意，這是第二次區分。
1919年，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再把「共產主義」正名，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時勢造英雄，英雄又革命，革了又革了，社會主義的鋒頭，愈來愈「抖」，加上斯大林（Joseph Stalin）三次的五年計畫，在經濟大蕭條的西方哀嚎聲中一枝獨秀，愈來愈嗆，紅透半邊天的結果，造成世人的矛盾與游移，說它好，眼見為憑，說它壞，又覺得不妥，始終只能霧裡看花，早中年的胡適對社會主義一下反對一下稱讚，沒個準兒，原因便在於此。
共產主義這麼出鋒頭，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五階段論了呢？諷刺的是，共產主義愈是發展，詮釋的空間就愈大，用誇張點的話說：愈到後來愈扯、愈來愈「忘了我是誰」，從經濟改革到政治革命，從工人無祖國到農民萬萬歲，從階級鬥爭到一抓就靈，「六經皆我注腳」，列寧修改它、斯大林改正它、毛澤東濫用它，只要能為我所用，管它個屁「原始理論」？注到後來，以為一切美好、「柳暗花明又一村」，沒想到卻是「山窮水盡疑無路」──何止「疑」？而是浩劫茫茫、「一片江山浩劫塵」！
「職業革命家」的斯大林被鞭屍，被劃清界線（De-Stalinization）；「一陣風雷驚世界」的老毛胡搞瞎搞，千萬人餓死冤死。馬克思若然復生，眼見於此，也只能拌著眼淚與安慰，一口一口地嚥下自己，到底，該哭還是該笑？大概都不是，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他早就「哭笑不得」啦！
二００五年八月二日
後記：
所以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自稱，還是要回到那個時代來看：馬克思的時代，正是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相繼而來的時代，自然科學有重大的突破，再加上達爾文的物競天擇、演化論，使得很多人深信社會人文也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孔德（August Comte）亦是一例，因此，「科學的」「合理的」「理性的」便成為學者互相標榜的原則，在當時風氣之下，加上馬克思認為自己的理論才是社會主義的高級、又為了區別Utopian Socialism，所以便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了。
再者，以思想史來看，從康德到費希特（J.G Fichte）、黑格爾、尼采、馬克思等人，派別不同，學說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離上帝愈來愈遠，哲學與神學不必再有關係，再者，啟蒙時代哲士們主張找尋的「自然法則」（nature law），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不可見之手」等等，都是這種思潮的產物。既有「自然法則」又遠離上帝， 在當時人看來，也就愈來愈合理、科學了，擴而大之延而伸之，「科學的社會主義」便受到很大影響。
以上種種觀之，「科學的」之由來，便在於此。
兩個「馬克思」，會在中國怎樣相遇
回覆刪除此前引發了民眾激憤的北京大學版MeToo事件中，有位大四學生岳昕，以一封公開信，要求北京大學信息公開，因此遭受威脅但並不退縮，令人印象深刻。
尤其令我感受非常的是，這位挺身發言者，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文章，坦露了自己從單純的民主憲政問題思考者，逐漸自我認同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這是近幾年觀察中國青年思潮變化時，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變化。
還記得10年前，社交網絡初興，在上面活躍的中國年輕人，有理想、自認為進步者多是自由主義者，討論的話題多集中在民主憲政，偶像也是秦暉、朱學勤、劉軍寧、賀衛方等自由主義的旗幟性人物。那時，與港台進步青年多為左翼不同，「左」在中國大陸是個含混的詞，老一代知識份子談左色變，即便在更新的語境中，「左」也常常暗指國家主義。
但近年，變化十分明顯，中國進步青年的定位在悄然轉向：從擁抱市場經濟、寄望由市場開放倒逼政治改革的自由主義者，轉為馬克思主義、左翼，在思考上對資本與全球化有更加嚴格的批判，強調階級維度的反思，在行動上更加積極地參與底層、勞工行動，對持精英姿態的啟蒙者、網絡意見領袖更為排斥。從去年廣州的馬列讀書會被抓的「八青年事件」開始，到今年北大事件，岳昕公開信事件以來，這股思潮已經非常清晰地浮出水面，也在吸引著越來越多有理想與行動力的95後中國年輕人加入。
這股思潮的變化，有非常多脈絡可以展開，包括了近10年中國經濟的繼續大幅增長，互聯網經濟表面開放背後的壟斷與新型勞工困境，有中國官方對網絡輿論的精密管制，自由派話語在中國的被污名化和被邊緣化，習近平上任後城市全面士紳化、對底層權利的全面壓制，西方學界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集體反思，當然也有很多個人、組織多年堅持的鋪墊軌跡。以上種種，都間接擴大了中國年輕一代的政治光譜，令千禧一代的進步青年中，馬克思主義重新崛起。
與之同時的，是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一直在大力倡導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各個大學、研究所灑下無數經費，最高領導層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開了5次會議，要求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方向很明確，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並要中國經驗對馬克思主義做出「原創性的貢獻」。說到底，是要為中共的長久執政，在馬克思主義這本「真經」上，找到合法性。
從1978年開始，中共官方在理論建構上其實一直迴避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和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理論矛盾。鄧小平的態度是不爭論，這一態度延續了兩代領導人。而習近平提出「道路自信」後，明確改口：「要說明，要討論」，也就是說，除了為執政找到「永續的合法性」之外，中共還希望借馬克思建構起矛盾、空白了多年的意識形態新論述。
此馬克思，非彼馬克思。千禧一代的左翼青年們似乎不認這一套，儘管使用的語言與思想資源多有共通，比如毛話語，但他們在面對「國家主義」時立場鮮明，他們把中國官方宣傳的馬克思戲稱為「皇馬」——「皇家馬克思」。
比如，曾因參與馬克思讀書會被抓的北大青年張雲帆，就認為應該繼承毛，但批判「皇馬」：
「如今物質水平與馬克思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可是人民真正站起來了嗎？人民真的有尊嚴了嗎？人民真的自由了嗎？這盛世真如馬克思所願嗎？……馬克思傾其所有為之奮鬥的，毛主席為之宵衣旰食殫精竭慮的，無數烈士為之流血犧牲的，絕不是像今天這樣的『盛世』。」
岳昕本人的思考與敘述，則有更為溫和的軌跡：
「我生於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北京中產階層家庭，有北京戶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這行字時我感到十分愧疚與不安，因為這行字裡包含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奮鬥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東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擁有。……可以說，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裡，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滿了極端的幸運。……面對這些幸運，我無意感謝上天，一是因為我不信神，二是因為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社會結構性不公的結果，如果我感謝上天、自得其樂，那簡直是又蠢又壞。……我不得不承認，我時常感到自己是負有原罪的人。這裡的『原罪』不是來自神的國，它恰恰來自人的國；我背負的是整個社會結構不公的原罪。……我實在沒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實在沒有理由僅為自己而向前走。」
中國官方牢牢抓住馬克思這頂傘，作為論證自己執政合法性、進而發展意識形態新論述的重要工具。與此同時，中國有理想、有行動力的年輕人，同樣轉向對行動有更切實指引的馬克思主義，以傳播、組織與行動的方式介入底層。這兩種「馬克思」，會以什麼樣子，在中國社會相遇？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80627/138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