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儒教體系與歐洲建制派的大政府官僚性(作者：Derrick Hsu)

這兩年歐美各國的政治勢力分布，有著不小的改變。以往歐美各國不管是兩黨或是多黨制，都可以大致以左右區分；但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卻很難用以往的左右去分析。
　
其實，用二分法去解析複雜的政治，當然會有很大的失真，於是會出現主張尊重個體、市場自由，和主張國家控制一切的法西斯同被畫在右派的荒謬情事。
　
由於學術上解析政治的社會科學院多為左傾，為了要合理化這種對反對方的抹黑，設計出種種說詞。例如將左右的一軸線狀光譜，變成上下左右二軸，聲稱左右在政經可分離。但左派重集中分配，即使有龐大的政府權力還是難以辦到、沒有「集權政體」更是提都別提，這種畫分只能在學術界打嘴砲用，政治實務上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
　
不過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難以用左右分析，倒與上述左右定義不清無關。主要是現代政治公共事務不斷擴大，連帶的讓政府組織也跟著龐大了起來，組織裡的人多到形成一個新的階層。
　
最早的人類社會，處理公共事務的人都是兼職性質，如果要在現下的台灣社會找例子，雙拼的無電梯公寓大概就是四層樓八戶，這種公寓公設少，住戶要一起決定的事情不會太多，大多事情就是樓梯間遇到商議一下就做了，沒什麼專職人員，也很少特別開什麼會。
　
電梯大廈社區規模就比較大了，會有管委會這種由住戶互選的組織，定期開會決定社區事務，甚至會找專職的社區總幹事處理庶務、並有聘用專職保安，可以說是現代政府的縮小版本。
　
不過管委會委員除非是退休人員，大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屬於一種兼職。但當公共事務多且複雜到一點的程度，「管委會委員」就很難以兼職型態存在了。一是事務繁多需要全職的工作時間（甚至還要請很多助理協助），一是事務複雜需要更多專業；當然，處理庶務的社區總幹事、負責治安的保安員也要更多。於是這些人就在社區（社會）之中，成為一群和其他住戶不太相同的階層。
　
換句話說，一個民主社會，隨著公共事務增加讓公部門擴大，讓公部門對社會的影響愈來愈大，在公部門工作的人成為社會的特殊階級只是時間問題。
　
更何況人口愈多、公共事務的範圍愈擴大，也會讓愈來愈多的公共事務必須成為擁有強制執行力的公權力。這些強制的公權力，也讓執行公共事務的人，從單純的服務而成為有改變、干涉、領導別人生活的心態，甚至因為自己的工作和決定都會影響許多人，開始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同凡人。
　
人類社會「公共部門」的形成大多不是如此形成的，而是一連串的弱肉強食後，掌握權力的人擴大了自己「私產」，同時讓大多數人「無產化」（例如古代東亞大陸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概念），權力者的私產擴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沒辦法一個人管理，找親朋好友來幫忙也很自然。
　
人終將一死，生物的本能就是維持自己基因的傳播優勢，會想把自己「遺產」傳給血親是很自然的。但當權力者的私產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容易因分配問題，反而不利於自己的基因傳播。對於以游牧、漁獵、甚至掠奪為主的「無恆產」民族來說，這問題不至於太大。但對於以定耕為主的農業民族，這個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因為農耕技術進步到一定的程度，土地分割過度對於農耕不利。
　
距今三千多年前，東亞大陸有一支農耕技術精湛的「周」民族，勢力擴張成為黃河流域的地區霸權，他們建立了一個遵行封建體制的周王朝。「封建」可以說是「權力者的私產擴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沒辦法一個人管理，找親朋好友來幫忙」的具體呈現。請注意「沒辦法」這個關鍵詞，因為分封是不得不為的，權力者無力干涉分封出去的權力，封建體制下的諸國都會有很高的自主權。
　
這當然會讓權力者擔心，分封出去的權力最後反噬自己。周王室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讓王室直接掌控的權力遠大於分封諸侯，周是進步的定耕民族，土地大代表能養活的人更多，就擁有更大的武力，在周王朝之中，王室直轄土地──王畿遠大於其他諸侯，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結果呈現。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從衣食住行婚喪喜慶上，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去規定每種身分的人應該吃什麼、穿什麼、坐哪個位置，整個家族一起出行的時候排在哪裡，甚至拜拜的時候要站哪個位置。目的就是讓你時時記得自己的身分，以這樣嚴格的規範消滅人的僭越反叛之心。
　
這套複雜的制度就是「禮」，而「禮」非常複雜，因此有了專精於「禮」的人稱為「儒」。定耕民族避免土地分割過細讓生產力下降，因此發展出王權獨大、強迫洗腦每個人恪守自己身分生活的「禮」，產生的天朝文化社會不同於其他文化社會的特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和「絕對的王權」。
　
後來異族入侵，周王室權力崩壞，難以控制其他封國。其他封國國主或求自保、或為滿足自己野心，開始彼此侵攻。
　
世界局勢驟變，一切都變得「不確定」，於是許多人提出了解決方案。以孔丘為首的這一股，主張恢復周王室的權威和周王朝嚴密的「禮」秩序，也就被稱為儒家──標榜周禮復興、並對周禮有深入研究的人。
　
這種意圖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當然不會成功，終結周王室東遷後亂局的，是由主張「富（諸侯）國強兵」，建立新秩序的法家所完成。
　
厲行法家治術的秦王國盡滅周王朝諸封建國，為了避免周王室東遷後諸封建國互相征伐的情形再度出現，完成大業的贏政和他的重臣李斯等人，完成了一套獨步世界的制度。這套制度使得從此之後在東亞大陸的「天朝」，由權力者親朋好友分封的封建制度逐漸退出舞台，各地皆由權力者（贏政將之命名為皇帝）指派的人，執行權力者頒布的律法秩序。
　
用現代公司來比喻的話，封建時期的地方諸侯同時具備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但秦王朝之後的天朝官吏，在地方只擁有經營權、並沒有所有權。雖然實行初期出現問題（第一單舉旗反秦的陳勝吳廣就是小吏），但綜觀之後的天朝，由地方官發動反叛王朝的例子真是少之又少。反而是為了避免陳勝吳廣起事、重新召喚封建制度的王朝，幾乎必定引發宗室之亂。
　
由周王朝建立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原則，因為秦王朝的「中央集權」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王權（或者說是皇權）從周王朝時代的王畿，擴散到「已知世界」。
　
當然中央集權的結果，官吏不再是世代相承，政府多層級化，種種影響都讓「官吏」這種職業的人數大增。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看，秦王朝率先世界其他文化體系的「公司」，發明了專業經理人制度，讓公司不再只能是家族企業。
　
順帶一提，之前徐重仁引發爭議時，很多人不了解他事實上不是任何公司的老闆，而一直是專業經理人，他在服務的公司可能權比「宰相」，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他還是「民」，絕不是「皇帝」。可能是我們的社會「士大夫」成為一個特殊階級太久，讓民眾始終認為「宰相」並不是「庶民」。
　
秦王朝滅亡後，換上了劉邦建立的漢王朝，傳到了劉徹，把失寵已久的儒家挖出來不說，還盡廢其他諸子百家。儒家的理想是恢復周禮，但開歷史倒車已是不可能，中斷漢王朝的新王朝王莽曾經試過，結果是遍地血腥、慘不忍睹。
　
劉徹獨尊儒術對後世的最大影響，是為贏政實行中央集權制產生的龐大官僚系統，找到了指導原則。儒家宗師孔丘的老爸是郰邑大夫，這讓以他為首的儒家挺專注於闡述士大夫階級的職責。
　
這些規條由孔丘的徒弟曾參做了總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嬴政中央集權後的龐大天朝官僚系統，在劉徹獨尊儒術後找到了這個總結，正式把士大夫的職責從為主上服務，提升到運行天道；對自己職責的認知，已不再僅限於政務的實施，而認為自己有傳遞天道、教化萬民的任務。從此，東亞大陸諸文化社會獨步全世界的「士大夫階層」正式開始運行。
　
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兩大政治事件，象徵的是已經足夠龐大的歐美官僚階級，面對來自民眾使用選票「奪權」的壓力。在此壓力下，他們創造了「建制派」和「民粹派」這種政治劃分。這樣的政治劃分法已經不是過去左右政治，基於對政府腳色的認知不同，或是所認同政策的不同造成的分歧。
　
實際掌控政治運行和媒體的建制派，認知的是自己對社會的運行方式有專門的知識，認為社會應該朝向自己所認知的方向走才對，民眾應該尊重自己的專長和專業，任由不懂的民眾做決定只會搞得世界大亂。

東亞儒教文化圈的士大夫階級 可以說是發展了數千年的建制派
他們都具有左派大政府官僚的特性

　
這已經完全是儒家特殊「士大夫階級」的樣貌。
　
發展出現代左右政治的歐美文化體系，從未真正實行過天朝文化社會那樣極端的中央集權制，這就是為什麼不是天朝文化體下的大帝國，只要擴張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分離，例如亞歷山大帝國在亞歷山大帝死後分離成四個王國，羅馬帝國分離成東西兩大帝國，蒙古帝國也分成元帝國和四大汗國。要維持「天無二日」體系，龐大而規則明確精細的官僚階級是必須的。
　
也因如此「建制派」的提出，是歐美社會首次體驗到龐大官僚體系形成特殊階級所產生的現象，建制派找出自己應該主掌社會運行的指導原則，長相變成儒家的士大夫階級，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
　
而在承襲儒家文化的台灣，為何信奉社會主義，認為應該形成龐大政府體系控制一切的左派，為何總會將自己認知為類似儒家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完全違反左派追求的平等，認為自己在一般民眾之上，理應擁有控制社會脈動的權力和責任，原因也只單純是我們已經站在龐大官僚體系社會的終點，而歐美文化社會才剛要踏進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