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與綱常(作者：Derrick Hsu)

這系列終於來到最終章了，進入正文之前，最近同性戀婚姻法搞得沸沸揚揚，不過有其中有一則很有意思，就是反同婚一方認為沒父沒母的稱謂會讓家庭價值崩潰。
　
請看表，我們來比比看英文和中文的稱謂，差別有多少？英文裡用8種稱謂就可以解決的人際關係，中文裡要用26種──甚至更多，像uncle除了表中列舉，中文還有表舅、堂舅、表叔、堂叔等等等等，在中文環境裡，把堂叔叫成表叔可是不能原諒的錯誤，並不是可以彼此互換的稱謂。
　
當然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稱謂簡單並沒有讓他們毀家亡國（反而人家是先進開化、國富民強），但為什麼在台灣，這些反同婚團體卻能用「稱呼混亂」來說服那麼多人，這樣會「毀家滅國」？
　
我們在前幾篇文章裡面，已經提過周王朝由農耕民族建立、以定耕為生讓他們必須維持龐大的勞動力，因此成就了子嗣眾多的龐大家庭。這也他們必須發展出複雜的宗法制度，來解決繼承權的問題。
　
為什麼英文的brother不用分長幼、中文的兄弟要？為什麼英文的grandfather不用分父方母方，而中文要分祖父、外公？

答案都因為這些不同的稱謂，代表這個人在家族中的繼承權順位，一旦亂叫，將使繼承權混亂，八點檔兄弟相殘的繼承權爭逐戲碼馬上上演。

　
這種因繼承權順位衍生出的各種位置（例如你是你爸的兒子、你哥哥的弟弟、你老婆的丈夫），以及在那個位置必須遵守的規則（例如你要孝順你的老爸、友愛你的弟弟），就是周王朝的一切核心，我們稱為倫理、倫常。

還記得我們在上一篇簡略的講過墨家主張愛無親疏之分的「兼愛」嗎？其實這是一種對周王朝主張對應不同關係該用不同態度的反論。
　
因親疏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對應規則（就是禮法），例如君惠、臣忠，例如父慈、子孝，例如兄友、弟恭，例如夫義、婦順。為什麼當父親的要慈而不是要孝，為什麼當兄長的要友而不是要恭，答案是要你牢牢記得父子是不同的、兄弟是不同的、君臣是不同的、夫婦是不同的，你是當弟弟的，你就得維持專於於當弟弟的人所需遵守的規則。
　
周民族利用這種嚴格分明的人際關係規定，維持家族的穩定狀態，這正是定耕民族所需要的。工商社會需要大家吵吵鬧鬧刺激思考創造新局，農耕社會卻是一天不下田耕耘，昨天播的種、插的秧就可能枯死顆粒無存，吵吵鬧鬧東爭西搶將會帶來集體餓死的恐怖後果（事實上，直到16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初期，大名們都有默契不在農耕的春夏季節戰爭）。

如果每個人都遵守自己對應位置所應守的規則，不思進取破壞穩定，農耕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節奏就不會被破壞、農耕的分工就能維持正常運作。
　
周王朝因外族入侵之後，周王的權威無法再維持宗法制度正常運作，群雄並起，舊秩序蕩然無存，對未來諸子百家各有各的想法。

而儒家，則主張重振宗法制度，希望每個人都回歸過去周王朝宗法制度幫你設定的那個位置，他們認為這才能讓整個社會回復過去的平和狀態，不再你爭我鬥。
　
儒家的祖師爺孔丘也不是打打嘴砲而已，他年輕時有過從政的機會，也非常認真的去說服他能接觸到的諸侯「復古」，例如著名的墮三都事件，簡單說，孔丘所在的魯國國君之下有三個大臣權勢龐大，而且各占其地，築城互相對抗，讓魯國國君反而像三個大臣的小弟。這種下剋上的情況在周王朝東遷後的諸侯國裡是屢見不鮮，也是孔丘認為天下大亂的主因。
　
孔丘也沒迂腐到去跟三個大臣講講「恢復舊秩序大家都快樂」，就會讓這三個大臣乖乖讓出自己辛苦爭下的地盤和利益，回去侍奉魯國君。當時三個大臣都苦於他們蓋起來防衛用的防守據點，被各自的家臣們占據爭鬥不休（你搞下剋上、被你的下剋上很正常啊），孔丘就說服他們把各自的防守據點拆掉，這樣家臣失去了這些據點，就不敢再造次爭鬥，結果還真的獲得三個大臣同意（臣下這麼笨，難怪魯國君雖然擁有周王朝第一等公爵爵位，卻始終沒在爭霸行列之中）。
　
只是拆了一個後，三大臣的另一位反悔不拆，已經拆了那個忽然覺得自己像阿呆，也把被拆掉的防守據點蓋回去。復古改革失敗的孔丘被趕出魯國（後來被儒家控制的史書當然沒這樣寫啦，不過一些沒被燒掉的古版史有講到，我認為後者可信所以用後者講法，不爽咬我），開始「周遊列國」（幹，這種把被流放講成主動巡天下的搞法，後來被毛澤東抄襲，把逃亡講成長征，又被蔣介石抄襲，把敗逃講成轉進）。
　
當然孔丘權力小，亂搞也沒多悲慘，他的後代信徒王莽以貴為皇帝的權力，大搞「復古更新」，把西漢王朝的典章制度全盤改成周王朝的舊制度，結果自己死了、自己的王朝覆滅不算，還造成天下大亂、屍橫遍野。
　
靠北，扯遠了。可以想見的是，在生存競爭激烈的戰國（我指的是諸侯互相征伐的情況，而不是講史書上的戰國時代，後文也都是這樣，不再重複強調了），儒家的理論根本派不上用場。卻在西漢王朝復活影響東亞大陸數千年直到現在。我們現在的很多思考模式，都還是被儒家當年建立的教條制約。最明顯的有幾項：
　
認為只要可以維護秩序，其他的都不重要。
　
前面有提過，周王朝用宗法制度延伸出來的倫常綱紀穩定社會的運作，而戰國時的儒家汲汲營營的，就是要恢復這些倫常綱紀。對於殺人放火強盜搶劫這些人類社會共同否定的行為，當然儒家也不會說那樣「幹得好」。不過如果是和你對位的上階（例如你的君王、你的父親、你的兄長）幹這種事，儒家反對你有追究制裁的權力。
　
孔丘曾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思是老爸老媽有錯，勸勸就好啦！老爸老媽不聽，還是要尊敬他們、不要違逆他們，並要收藏自己的擔心，不要整天抱怨。

簡單說，儒家把戰國的天下大亂歸罪於人倫秩序崩壞，他們會認為燒殺搶掠受害的是少數人，假如賦予下階制裁上階的權力，即使有糾錯的效果，卻會毀壞人倫秩序、讓天下再度陷入混亂。
　
所以在儒家思考系統中，「倫常」的位階要比「法例」，甚至要比「正義」高多了，這讓當年覺得總統馬英九倒行逆施的宋楚瑜，只能以「清君測」為號召而不能「造反」，因為「救民水火」是行正義，「造反」卻是逆倫常，行正義的好抵不了逆倫常的壞。

深藍眼中的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做得再好，都已先犯了逆倫常、欺上竊位的大罪，經世濟民的好抵不了逆倫常的壞。大學生搞學運關心時政很好，但要總統下台就是造反，關心時政的好抵不了造反逆倫常的壞。
　
影響所及，連被國民黨政治迫害的李敖、王曉波都會認可六四屠殺沒錯、二二八屠殺沒錯，說到底，他們相信的還是儒家「為了恢復秩序，什麼都可以犧牲也都得犧牲」的信條。
　
士大夫有責任也有權力代表真理、維護真理
　
在儒家祖師爺孔丘的年代，士和大夫其實是兩種不同的階級，我們很簡化的說，大夫是國君的幕僚群，士則是大夫的家臣，兩者都是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級。
　
當然，這只是個大概，史料並沒有很清楚地記載這個身分的運作機制，例如我們不知道周王朝還在鎬的時期，大夫和士的身分是不是世襲制，其中有沒有升降（例如士會不會變成直屬國君的大夫），平民能不能任士。而即使在古史的記載上，士和大夫這兩者也沒真的很清楚地被劃分。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周王朝東遷戰國展開後，各諸侯國沒野心的必須壯大自己自保，有野心的更不用說，為此國君必須任用更多官僚，士大夫階級也跟著龐大、重要性也加重。
　
孔丘老爸是郰邑大夫，這讓以他為首的儒家挺專注於闡述士大夫階級的職責，這些規條由孔丘的徒弟曾參做了總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個總結正式把士大夫的職責從為主上服務，提升到行天道，從此以後天朝的官僚體系，對自己職責的認知，已不再僅限於政務的運行，而認為自己有傳遞天道、教化萬民的任務。
　
後來贏政建立的空前龐大的無封建制中央集權帝國，讓天朝擁有世界其他地方難以比擬的龐大官僚系統，士和大夫兩個名詞結合了起來，用來代表這個和貴族大不相同的特殊階級。雖然劉邦建立漢王朝後，一度恢復封建制度，但因隨即發生宗室戰爭（七國之亂），劉姓皇族只好又把贏政的中央集權拿回來用。
　
士大夫（或者稱為官僚社會）能實際接觸權力，又有儒家訂定的指導原則支撐「士大夫有維護天道責任」，加上人數眾多，逐漸成為真正掌控天朝政治的特殊階層。

宋王朝皇帝趙頊任用王安石進行全面變法改革的時候，反對改革的大臣文彥博就在趙頊告訴他人民都歡迎改革時，直接嗆趙瑣：「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

而事實上最後即使有皇權支持，王安石還是落寞下台，變法失敗。天朝士大夫階級絕對有實力對抗皇權，事實上，歷朝歷代許多士大夫都相信無論皇帝怎麼換人，最後都需要藉助士大夫才能治理天下。
　
這也逐漸讓天朝文化體系下的社會，認同「士大夫代表天道」，官僚在天朝社會不再是單純的一種職業，而是真理代言者。影響至今，許多台灣人仍認為民意代表不應該阻礙官僚體系行正道，大部分媒體都會不加思索地妖魔化民代，高舉行政官員。而認為官僚有神奇能力可以預測未來，指出社會產業的發展方向；或是認為官僚應該干涉司法，讓司法可以執行真正的正義，大概都是受此影響。
　
（調查資料顯示：在美國，3%的大學生願意考公務員；在法國，是5.3%；在新加坡，只有2%；在日本，公務員排在第53位；在英國，公務員進入20大厭惡職業榜；而在中國，76.5%的大學生願意考公務員！）
　
不符合綱紀的事實不是事實
　
儒家對維護綱常的執著，強到他們認為他們可以隨意扭曲事實、扭曲歷史，捅第一刀的正是儒家祖師爺孔丘在他編修春秋的時候，把當時已經獨立稱王的楚國國君，降回周王封賜給他的子爵地位。
　
既然有祖師爺示範，後世的徒子徒孫扭曲事實、史實更是心安理得，這種實例應該不用我一一列舉了吧（想想蔣政權給青年學子的歷史課本）！
　
相信問題的解答在古代，社會不斷退化中
　
周王室東遷後天下大亂，孔丘認為解答就是「恢復舊秩序」而不是「開創新秩序」。

這讓儒家的政治思想完全基於歷史倒退論，也就是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儒家相信人類會一代接著一代的退化，現代人不可能想出比古代人更好的辦法，未來人不可能想出比現代人更好的辦法，所以能找回古代聖君賢相制定的制度最好，辦不到的話就要努力保持現狀。
　
既然社會只會隨時間越來越糟地不斷退化，最好的時代在古代，人類已經體驗過最好的社會（在古代），那討論和爭辯就會變得沒有意義，因為今不如古，要變好只要師法古代（最好的）就好了，當代的人不可能討論出比古聖先賢更好的解決方案，因此一切討論都是無益的，只是徒增紛爭而已。這種思考模式，剝奪了天朝社會藉由不同的聲音互相激盪找出新路的可能性。
　
這種「新不如舊」的歷史倒退論信仰，仍在台灣各方個面限制台灣人走向創造和革新，這篇文實在太長了，就不詳述，留給大家細細體會了。（其實是不想寫了XDDDDD）如果你還有力氣，歡迎從頭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