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經濟統計資料只會增加干預的藉口(作者：Murray N. Rothbard 翻譯 ： 禪心雲起)

導讀

經濟統計學，或者更一般的數量經濟學——產生了一種激進的政治觀點。

統計學成長往往始於其本身目的，而以政府干預和計畫途徑的倍增告終。

統計學和政治實用主義臭氣相投，實用主義者尋找經濟和社會中不能實現“伊甸園”的不完美之處，當然這些缺憾比比皆是。

在他“政治經濟學家的政治”這篇有趣文章討論的過程中，斯蒂格勒教授質疑了米塞斯教授“經濟統計學，或者更一般的數量經濟學——產生了一種激進的政治觀點”。

斯蒂格勒斷言，實證主義學者對經濟體系的運轉形成了一種“真實的感覺”，並“將經濟的複雜性融入他的靈魂之中”。

不涉及米塞斯關於這一問題的準確觀點，我認為關鍵要注意到斯蒂格勒忽略考慮的幾個基本因素。

首先，一個經濟體系的任何政府計畫都迫切需要統計資料。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單獨一家商業公司很少或根本不需要統計資料。

企業只需知道它的價格和成本。成本主要是在企業內部發現的，而不是我們通常稱之為“統計資料”的經濟一般資料。

接著，“自生自發”市場幾乎不需要收集統計資料；另一方面，政府干預，無論是零散的還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和社會控制，如果沒有廣泛收集大量統計資料，就幾乎什麼事都做不了。

統計資料是官僚唯一的經濟知識形態，取代了企業家的直觀“定性”知識，後者只能靠定量的盈虧測試為指導。

因此，政府干預的動機和尋求更多統計資料的驅動力攜手並進。【注：就這種關聯而言，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哈奇森教授在門格爾強調的有益的、無計畫的、“未謀慮的”（unreflected）社會現象（當然包括自由市場）和“社會自我認知”（social self-consciousness）及政府計畫增長之間的區別。對哈奇森而言，“社會自我認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社會經濟統計。】

羅斯巴德認為收稅就是搶劫，而政府就是一群盜賊。他稱國家為「系統地搶劫和奴役大眾的組織」

過去25年來政府在收集和散播統計資料方面活動的大量拓展，無疑與政府管制和操縱經濟中作用的類似擴大緊密相關。

一位研究政府支出增長的權威泰斗是這樣說的：

“經濟科學和統計學的進步提高了我們對州際和州內需求和能力差異的認識，可能有助於刺激州和聯邦的撥款系統。

它使人們更相信通過集體行動處理社會問題之可能性。它有助於增加政府的統計和其他事實調查活動。”

—所羅門•法布裡坎特《1900年以來美國政府活動的趨勢》

在聯邦政府抗擊商業週期或失業方面的努力中，對於國民收入和GNP等等統計措施有著廣泛運用。本文對此毋須詳述。

這也不僅僅是一個當代才有的故事。一部論英國政府的權威作品這樣說：

“19世紀政府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映的不只是缺少暴力經濟破壞；它也反映了經濟和社會科學的初期階段。

與最近幾十年相比，有關社會狀況的系統信息量極小，這意味著很難有說服力地證明諸問題的存在（…）如果失業量是未知的，問題的嚴重性就會被不置可否。

關於社會狀況實情資訊的積累和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增加了政府干預的壓力（…）

像查理斯•布斯的《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之類的調查揭示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震驚公眾輿論的情況。

隨著統計資料的增進和社會狀況研究者的成倍繁衍，這種情況的持續存在讓公眾無法忽視。對它們的認識增加喚起了有影響力的派系，並以事實武器武裝了工人階級運動。

—阿布拉莫維奇和埃利亞斯伯格《英國公共就業增長》

無疑，在推動英式社會主義事業方面，費邊社勤奮實證研究的作用十分出名，故毋須在這裡強調。

人們公認，在19世紀後期的歐陸和美國，自由放任和古典政治經濟的背叛者強調：他們以經濟史和統計學的歸納取而代之。

這是德國歷史學派及其“社會政治聯盟”，由19世紀70-80年代政府干預“新政治經濟學”（德國培養出來的）年輕宣導者組成。【注：因此，新學派“發現推理的演繹方法不適合其目的。它支持歸納法。（…）它拒絕所有先驗原則，指望歷史和統計資料提供經濟生活的事實。由此獲得資訊之後，年輕的經濟學家以務實精神處理經濟問題，全憑個案本身情況來判斷。這樣，他們試圖阻止經濟科學退化為一些脫離了這個時代現實的抽象公式。”—— 西德尼•芬《自由放任和全民福利國家》）】

他們的一個領軍人物，理查•伊利，稱新方法為“看看瞧瞧”（look and see），闡明搜集事實旨在於“塑造在社會中起作用的力量，並改善現有的狀況”；他們認為，作為經濟學家，他們有責任“塑造國民經濟的特徵”。

【注：“我們可以補充一點，法國自由放任經濟學家莫里斯•布洛克把德國歷史學派及其追隨者斥為那種“經驗主義者”，他們試圖用情感取代原則並堅持認為“國家（…）應該實施一切、指導一切、決定一切。”—多爾夫曼“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經濟思想中的作用”。最近希爾德布蘭德教授就德國學派對歸納的強調評論說，“或許，這種教義與近期實體規劃這個粗糙觀念的大受歡迎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繫。”】

讓我們不要忽視以干預主義著稱的社會學家萊斯特•弗蘭克•沃德，他提出的“科學的”、“積極的”計劃經濟，將包括基於統計資訊的“社會工程”，這些統計資訊由全國各地統計局回饋給中央計畫局。

不光是純抽象的理論家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統計學家自己也參與了這一運動。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學大會的美國代表撒母耳•拉格爾斯宣稱“統計資料恰是政治家的那雙眼睛，使他能夠以清晰和全面的視角，調查和掃描整個政治體的結構和經濟。”社會政治聯盟的一位創始人是著名的統計學家恩斯特•恩格爾，普魯士皇家統計局負責人。

受到恩格爾極大影響的卡羅爾•賴特，美國早期勞工專員之一，敦促收集失業統計資料，因為他想找到一種補救之法（大概是通過政府行動。賴特讚譽這個新德國學派囊括了各地“通過合法手段而非革命尋求不幸工業和社會關係的改善” 的人。恩格爾的一位學生亨利•卡特•亞當斯（州際商務委員會統計署創立者）認為，“政府不斷增加的統計活動不僅對控制自然壟斷行業至關重要，而且對於競爭盡可能有效運轉也是必不可少的。”

【注：多爾夫曼指出，亞當斯設計的統計署會計制度“成為在這裡（美國）和世界各地管制公用事業的原型。”我們還可以補充說，美國第一位統計學教授羅蘭•福克納是恩格爾的忠實學生，也是恩格爾助手邁岑的翻譯。】當然，建立批發價格指數和其他價格指數的巨大刺激因素之一是希望政府穩定價格水準。

【注：“穩定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指數資料不可靠的普遍觀點。在這種困難得到解決之前，難以期待價格穩定成為現實。為了盡力解決問題，我寫下了《指數的編制》。”——歐文•費雪《穩定的貨幣》。】

無可非議，現代經濟學統計研究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衛斯理•克雷爾•米切爾。毫無疑問，米切爾渴望為“科學”政府計畫奠定基礎：

“顯然，今天最緊缺的那類社會發明是提供各種特定技術，通過這些技術可以控制和操作社會體系，使其成員獲得最佳利益。”（引用米切爾）為此，他[米切爾]不斷尋求擴展、改進和完善資料的收集和彙編。（…）米切爾認為，商業週期分析（…）可能指出了實現商業活動有序社會控制的手段。

他[米切爾]設想，如果各聯邦機構獨立收集的統計資料被歸類和計畫，以便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則政府可以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理解做出巨大貢獻。發展社會統計使之不光作為記錄還作為計畫依據的想法，在他本人工作的早期就出現了。”——露西•斯普拉格•米切爾《兩個生命》

聯邦政府自己對其統計機構發展的描述和上述例子的差別微乎其微。在艾森豪總統不那麼狂熱社會控制的執政期間，預算局對聯邦統計資料的持續增長做了如下解釋：

“國家的增長和繁榮要求借助事實資訊助力下公共事務的開明行為。聯邦政府對國民經濟健康承擔的最終責任一直隱含在美國的制度中。”

然後，談到1933年後的新政時代，該局補充道：

“國會和執政高層越來越認識到，對抗蕭條之妥善積極的建議需要依據可靠資訊來進行分析。結果（…）統計的擴張以加倍速度恢復。”

那麼我只想說政府統計激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經濟計畫中的統計需求。但這種關係也會顛倒過來：統計學成長往往始於其本身目的，而以政府干預和計畫途徑的倍增告終。簡而言之，發展統計學並非一定為了政治經濟目的；其自主發展也直接或間接地為干預主義者開闢了新的領域。

每種新的統計技術，無論是資金流動、行業間經濟學還是活動分析，都很快就會在政府中導致自己的分支和應用。一個特別的例子是投入產出分析，它起初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嘗試，為的是給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體系提供經驗內容。它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以至於它的支持者將其譽為：

提供了產業機制的綜合圖景。他們認為，它可以準確衡量產業間關係的諸般變化，這些變化遵循“最終商品需要表（…）”中的假設變化。

在實踐中，商品需要表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大規模重整軍備要求的。因此，投入產出研究的大部分發展應用和工業軍事動員有關，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注：正如埃文斯和霍芬伯格所說：“這是因為需要在工業軍事動員分析方面做得更好（…）產業間經濟學領域當前大多數發展呈現良好勢頭。

”另一個投入產出分析的例子是對統計資料收集和政府計畫的刺激——“雖然經濟學家也許會對應用於各地區的經濟分析進行系統思考，但他們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不了什麼指導，除非後者準備讓獲得統計學一手資料變得更容易。”——皮科克和道舍爾《區域投入產出分析與政府支出》】

統計導向的人傾向于成為干預主義者還有其他原因。一方面，經濟統計學家往往對所有理論都不耐煩，視之為耽於“扶手椅上的沉思”，因此傾向於提倡零散、務實、“視乎個案本身而定”類型的政府計畫。正如斯蒂格勒所宣稱的那樣，很少有經驗主義經濟學家成為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這也許是真的；這樣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太理論化了。但他們也不會成為自由放任的追隨者；相反，個案處理、臨時專設的方法驅使他們走上一團糟的政府干預主義道路。

我不知道是否正如斯蒂格勒斷言的那樣，“新政支持者中最激進一翼並沒有因其對美國經濟的經驗知識而聞名。”但是，特格韋爾（羅斯福智囊團成員）和斯圖爾特•蔡斯（“新政”命名者）以及凡勃倫（社會管理工程師）學說的信奉者肯定足夠經常地昭告他們的經驗主義。新歷史學家總體上都讚揚它靈活務實的方法。

統計學和政治實用主義臭氣相投的另一原因是，務實方法的標誌是從社會中尋找問題或“問題領域”開始。實用主義者尋找經濟和社會中不能實現“伊甸園”的不完美之處，當然，這些缺憾比比皆是。

貧困，失業，患有壞血病的老人，蛀牙的年輕人——清單確實是無窮無盡的。每個問題在他熱切研究的關注下，又衍生出好多問題，實用主義者就大呼小叫得更加厲害，要求政府動作更快，好迅速地解決問題。只有頭腦冷靜、演繹的、先驗的經濟理論才能教會他關於目的和手段、資源配置、機會成本以及經濟學科的其他嚴格性。

考慮到上述討論，難怪國會的保守派成員，在他們被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灌輸現代經濟細節之前的時代裡，對聯邦統計活動看似無害的拓展疑心很重。

因此在1945年，來自威斯康辛州的保守派共和黨議員基夫質疑勞工統計局局長A.福特•辛瑞琪博士要求增加撥款的請求。在提問過程中，基夫對政府統計資料的疑慮不安呈現為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呐喊——也許他懂得不多，可這至少是一種健全的保守主義本能：

“疑問惟獨是，擁有大量統計資料到底有什麼好處（…）我只是疑惑于，我們增加、增加、再增加這一撥款時，是不是開始了一項危險的計畫。

自1932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計畫和獲取統計資料，以試圖滿足國內特徵的情況，可甚至從未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捲入了一個國際問題（…）在我看來，好像我們花了大量時間來處理圖形和圖表，還有統計和計畫。我的人民感興趣的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在往何處去，你們又在往何處去？”

我想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斯蒂格勒和我之間區別的核心在於：對他而言，一個激進派或非保守派本質上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對我來說，一個非保守派是主張干預而非自由放任的人。

這個差異在於參考框架不同。如果我們將保守派像斯蒂格勒那樣定義，那麼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保守派；如果我們將其定義為相信自由放任，那麼結論必定非常不同。至於重點就不是什麼經濟學【注：在傾向於國家統制主義的“社會科學”中的經驗主義也有深刻的認識論原因。這涉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整個問題。這點可參閱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和非經濟學，而是理論和經驗主義之爭。經驗主義者往往較少成為全面的社會主義者，但也會從整體上移步邁向干預。

然而，自由放任支持者在經濟學家中的比例畢竟還是要高於其他學科，並且經濟學中意識形態譜系的“均值”點也不可忽視地處在其他研究領域均值點的“右側”，這大概也是真的。看起來經濟學科本身，令意識形態信仰向右偏移。這終究才是斯蒂格勒文章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