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政治 vs 信仰政治(作者：Derrick Hsu)

因為國民黨的國共對抗教育，讓我們現在對政治、尤其是對中國的討論，常常會陷入混淆，早期和國民黨對抗的反對勢力，九成以上都是左派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甚至親向中國共產黨，像是長扁早期的競選文宣，就自視為後來逃向北京的謝雪紅的的傳人。

我們可以這樣說，早期的反對運動者，既不反中也不反共，反對的是以威權、恐怖和權貴統治的國民黨，甚至把國民黨當成西方帝國（尤其是指美國）主義的殖民亞洲代理人。
　
至於多數一般人，在國民黨的全方位洗腦教育下，的確是反共的心態對抗中國共產黨，這些人相信自己是中國人，並相信國民黨所說的「反攻大陸」是不容懷疑的，簡單說就是「反共不反中」。
　
後來台灣民族主義興起，大多數反對運動者開始有了「中國是台灣人不能獨立自主的主因」，開始反對中國，但並沒有放棄左派以政府公權力強制分配、建立公平正義烏托邦社會的左派共產主義，這群人是「反中不反共」，也是目前民進黨、時代力量、基進黨等主要反國民黨勢力的態度。
　
左派信仰的是什麼，應該用公權力強制解決人類社會問題，除了包括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還包括糾正社會錯誤價值觀和意識型態的問題。

因此左派從頭到尾都反對票票平等的多數決眾議政治，左派的「民主」是平民對於當時還存在的貴族和教會的對抗，「民」是一種相對於貴族、教會的存在，換句話說，是一種身分階級政治。

「民主」是必須非貴族非教會成員才能執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才要分「紅五類」、「黑五類」，但在「民」當中誰來執政，他們是反對多數決眾議制度的，而主張訓練一群有信仰理念和執行才能的人，掌握政治權力。這群人就叫做「共產黨」。
　
左派政治並不相信「少數服從多數」，也不相信基本人權，相信基本人權怎麼會覺得政府有權力隨意剝奪個人的財產權，進行重新分配。

 　
左派不承認基本人權，也表現在他們認為政府可以用公權力強制執行他們認為正確的意識形態，雖然他們是用「人權」二字來包裝，左傾的民進黨在被公投否定了自己的執政意識形態後，馬上準備修公投法限縮人民的直接民權，就是這種思維的具體表現。當然「我們太進步，人民跟不上」的說法，也完全基於這種思維。
　
柯文哲當然不是「右派」（事實上我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右派這種東西），他不是法政社會學社科院出身，也沒長久在政治圈打滾，加上外科急診室醫師的經歷，讓他當選市長之後，開始實行一種叫「常理政治」的東西，表現在同性戀婚姻議題上，就是「不管我對這件事情贊成或反對，但由多數人民意志制定出來的法律，給我的權力就是執行人民的意志」。

所以當市民需要蓋公宅，他就去執行，不管他是不是贊成這種左傾的社會福利制度；當同性戀真實存在且追求平權、並還沒被宣告非法，他就辦挺同遊行，不管自己的態度是不是反對；這種施政理念表現在柯文哲施政上可說處處可見。
　
實際上，台灣目前實行的西式議會多數決政治，政治方向的決定、意識形態的衝擊辯論，是在國會、議會形成的，行政部門應是執行國會、議會的決定的忠實執行者，不該有自己的主張、更不該用人民賦予的公權力，將自己的意識形態信仰強加在人民身上。
　
問題是台灣的政治文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制度背後的信仰仍是儒家士農工商階級，認為政府行政官員、也就是士大夫階級，有責任也有權力，帶領一般庶民親近真理，這種儒家世界觀，為左派以公權力干預人民提供了正當性，甚至人民會認為官員本來就有管理引導人民的權力。
　
不管是未經思考還是故意誤導，柯黑綠粉「抹紅（左派共產主義的代表色）」主張友中的柯文哲，事實上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其實這些人即使反中，但信仰左派社會主義的他們才是真的「紅」。

看他們的主張和行動，例如將選戰當成意識形態的對決和肅清機會，例如總愛利用政府公權力介入人民生活，不管是物質上的共產還是精神上的「政治正確」，事實上都和百年前的共產黨並無二致。

口口聲聲咒罵柯文哲是共產黨的他們，事實上根本沒辦法理解柯文哲這種「我執政必須依照法律和人民意志，即使我反對這樣做」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才是信仰「執政者有權也必須去執行符合公平正義的政策，即使人民反對」的左派共產黨。
　
問題是我們沒辦法期待一手掌握龐大公權力和公共資源的政府領袖和官員，個個如此自制，不伸手冒犯人民自由和權力，所以產生了削減政府權力，但政府領導和官員們手上的大砲變手槍、開山刀變指甲刀，即使他們有意為惡，也不會造成二十世紀中葉後五十年社會主義國家因執政者不但可以任意獨斷，還能用龐大的資源權力來合法執行他們的任意獨斷，造成人類社會上最多的非自然死亡（甚至超過戰爭）、範圍最廣的飢荒，使得數個世代貧窮潦倒、文明徹底停滯甚至倒退的可怕悲劇。
　　
改革台灣政治白色力量、柯文哲、新政黨都不是答案，讓政治有尊重個體、尊重市場機制、縮小政府層級和權力的這一整套思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