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元、清、遼、金...等等非中國，這句話的實際意義是：古代遊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並不等同於今天的民族國家：中國。但要是以地理位置論，這些政權可以說都是在遠東這個地理位置上曾經存在過，也對這塊土地上的文化發生過影響。
近代的民族發明學被當作是歷史事實傳承至今，讓中華民族從虛構的亡靈有了軀體。然而，如果以儒教正統史觀論，所謂中國可以直接替換成在中原繼承儒教道統的中原王朝，所以儒教的史家才能編出所謂的正史來敘述王朝的興替。
然而經常被稱之為蠻族的遊牧民族，為何能一再的侵擾、甚至消滅儒教王朝？如果我們認為儒教王朝本身比遊牧民族來的優越，這本身就是一項悖論，畢竟優越的被消滅了，野蠻的取而代之，以適者生存的標準來看，野蠻比優越更適合生存。
別忘記，戰爭不只是依靠野蠻而已，大規模戰爭，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需要的是總體國力強盛，除了軍事能力、運輸能力、工業能力、後勤補給能力、社會組織度都必須能壓倒對方才能取勝。依照結果論，實行儒教典章制度的中原王朝，本身即是弱國。
我們不妨反問，如果正統儒教王朝真的如同史家所記那麼強盛，怎麼遭到蠻族的侵略？ 究其原因，通常史家所讚頌的儒教典章制度，即是將民間自發秩序消耗殆盡的大政府。也就是說，當一個朝代的政府效能越強大，民間也就會愈發衰弱， 當民間終究因為政府的強取豪奪崩潰，起而造反的時候，蠻族就能很輕易的入侵。
回歸到問題本身，現代民族國家：中國。如何與以前的的中原王朝畫上等號？難道儒教典章制度與馬克思主義可以畫上等號嗎？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移植了馬列主義大政府觀念的現代中國， 在近年來藉由改革開放得到秩序輸入，但因為大政府體制管制甚嚴，終究還是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秩序輸出的源頭。
如果就這一個秩序輸出的觀點來看，共產主義中國跟古代儒教正統王朝確實相當接近， 最終會因為系統內循環無法維持而崩潰而進入亂世，需要重新組織，或重新輸入秩序。
但如果就道統的繼承來看，雖然馬列主義跟帝國儒教傳統有類似的效果，但要把馬列主義的共產中國列為歷史上的正統，確實有待商榷。
如果對上述的解說有更深的理解，漢人這個民族發明，其實並非因為地理關係而相近的土族，也不是親緣關係相近的血族，而是儒教的信眾。
在19世紀末，儒教共同體的近代再發明，大體上是那些清末的革命黨人為了排滿而編製的，在湖南民族主義者裡面，毛澤東其實也是其中的一個文青寫手，然而真正把漢人這種排滿的小共同體變成廣為人知的應該是章太炎。
在那個時代的革命黨人其實有很多都是從王船山、顧炎武那些明末的排滿思想家取得理論正當性，為了排滿而重新編輯了漢族(儒教徒)這個共同體的譜系。
不過，在當時的保皇黨，如康梁等人，它們採取了另外一個大共同體的途徑，也就是所謂的大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的民族發明。
這當然是有政治上的考量，畢竟要維持滿清本來的版圖疆域，如果是以排滿的方式，那麼勢必會連帶失去圖博、東突厥斯坦、蒙古這些依賴滿族才能維持複雜同盟關係的領土，不過保皇黨人有沒有這麼深謀遠慮就不是我能夠討論的問題了。
而後來的中華民國(北洋)與中華民國(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承接了當時所發明的大共同體，加入了國際體系。
但這個大共同體本來就不是一個能夠邏輯自洽的民族發明，甚至連普通話(國語)的普及都是 20世紀中葉之後，利用香港的傳媒與文化影響力來達成的，然而這樣的大共同體並不穩定，因此在大共同體邊境，老是在鬧反抗與獨立。
元清非中國論，只不過是一種脫離大共同體民族發明的還原而已，說真的，如果要比較深刻的理解歷史(往昔人類活動紀錄) 最好還是把這些後來才建立的共同體邊界丟掉，會有比較真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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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遊牧民族真是毫不可取的野蠻人，那麼被野蠻人擊敗的中原人不就是個笑話？ |
不然光是一個成吉思汗到底是中國的英雄還是蒙古的英雄就要吵個沒完沒了，而當你把成吉思汗的歷史成就，當作中國歷代以來版圖最大的帝國的創業英雄。就會發現，文天祥怎麼變成反抗中國有史以來版圖最大帝國的叛將了。這不是很荒謬嗎？讀歷史不應該是這樣的吧？
當年舉著北洋旗發起五四運動的共產黨職業學生，時至今日歷史真相早就已經大白，五四運動共產黨涉入之深，可以說是沒有共產黨，五四運動就失敗了一大半。這群人舉著北洋反北洋，衍伸出來的政治影響最終趕走了列強，也摧毀了北洋。
那麼，最終一群殘兵敗將留在這裡，單單憑這些人能夠抵擋的了蘇聯嗎？於是從五四運動起就種下了整個遠東赤化的種子，國共內戰只是開花結果而已。五四那群學生最終還是對不起他們自己拿的北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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