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確實有群男女注意及此，特別是我們這個時代，例如，芒福德就是有所警覺的重要人士之一。他不是只為了想知道時間才看時鐘的人。倒不如是說他對時鐘的顯示的內容不感興趣，對所有人來說，時鐘走過的時時刻刻都很重要，不過他對時鐘如何表現「時時刻刻」概念的興趣還要濃厚的多。他鑽研時鐘的哲學意義和隱喻蘊涵，而這正是我們教育罕有著墨，鐘錶業者則一無所知的部分。芒福德總結說明：「時鐘是種動力機械，其「製品」是分分秒秒。製造分秒之時，時鐘讓人類脫離人類活動，從而養成一種信念，認為時間是種獨立存在世上的可測量數序。到頭來，時時刻刻並不是上帝（或自然）的構想，這是人類談論人造機械的自我對話，也是人類籍由人造機械所進行的自我對話。
芒福德在他的《技術與文明》巨著中指出，從十四世紀開始，時鐘是怎樣讓我們投入計時，節約時間，如今則讓我們受時間驅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漠太陽、忽略季節變化，因為在分鈔構成的世界中，大自然的威望已被取代。沒錯，芒福便曾指出，隨著時鐘的發明，永恆不再是人類事件的測定量尺和焦點核心。也因此，儘管罕有人能夠洞悉這其中關係，不過時鐘滴答運轉不懈，大幅削弱了上帝的至高地位，其影響或許已經超過啟蒙運動時期哲學家所撰寫的一切專論；也就是說，時鐘引進了人類和上帝的對話新形式，就此而言，上帝似乎已經落敗。或許摩西應該再納入另一誡：「不可造機械來代表時間。」
字母引進人與人的新穎對話形式，這在學術圈已是老生常談。別人講的話我們不只聽得到，還看得見，這可不是一件小事；然而我們的教育對此依舊鮮少著墨。不過，語音書寫形式不單是創造了新的知識概念，顯然也醞釀智力、傳達對象和後代的新意義，處於文字發明初期的柏拉圖對這些已有體認。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凡智者都不會大膽以語言來傳達他的哲學觀，尤其不會採用永恆不變的語言，好比以書寫符號記載者便是如此。」儘管如此，他卻寫出浩繁篇幅，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以書寫符號來記載觀點，並不會終結哲學，而會成為哲學的開端。沒有批評就沒有哲學，書面文字讓思想便於接受持續、嚴謹的審視。書面文字凝結語意，同時造就語法家、邏輯學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學者都必須展閱語言，如此一來他們才能讀出意義，找出錯誤，明白文字所指。
這些柏拉圖全都了解，表示他明白書寫會掀起一場知覺革命—眼睛代替耳朵成為處理語言的器官。果然，據說柏拉圖為了推動這種轉換，要求學生進入他的學園之前必須先研讀幾何學。倘若確有其事，那麼這就是智者所見，因為正如偉大文學評論家弗賴所述：「書寫文字的威力極大，絕不只是種備忘註記：它讓過去在現今重現，為我們喚起光輝燦爛的強烈幻想，而不是給我們尋常記憶。」
柏拉圖針對書面文字之重大影響所作的推斷，今日的人類學家全都了然於胸，尤其如果研究的文化對象是以講話為唯一的複雜對語源泉，那麼這類學者的體認更是特別深刻。人類學家知道，書寫文字不只是語音的複述。關於這點弗賴曾提及，文字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頂級的魔術技倆。在發明文字的人看來肯定是如此，思慮及此，難怪埃及神話中的圖斯神一方面為塞穆斯法老帶來書面文字，同時也身兼魔法之神。
我們普通人或許看不出文字的奧袐，但人類學家卻知道，就純粹運用口語交談的民族而言，文字書寫會顯得多麼陌生、多麼神奇：一種沒有對象卻又和所有人對談的對話。還有哪種情況會比我們借文稿發問的沉默處境更奇怪呢？還有哪種處境，會比面對看不見的聽眾致詞更顯得抽象難解？然而所有作家寫書時卻都要這麼作，而且他們還得自行改稿，因為他們知道，不認識的讀者會誤解或不贊同書寫者所述內容。這難道不是無比奇怪的嗎？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原因是這本書的討論內容，正是著眼於我們這個種族的改變，探討人類社會從文字魔法轉換至電子魔法的劇烈變革。這裡我想指出一點，把文字或時鐘之類的技術引進文化，不只擴大了人類約束時間的能力，還轉化了人類的思考方式—當然也改變了人類的文化內涵。我稱媒體為隱喻就是要說明這點。
我們在學校裡曾學到，隱喻是拿一件事物來和其他東西相比較，從而暗示該事物像什麼；這點完全正確。而籍由暗示力量，隱喻便把一個概念深植在我們中，也就是當我們想像某一事物，另一個事物便不可或缺。光是一種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尊貴智者、心靈是知識燭照的黑暗洞穴。倘若這類隱喻再不合宜，那麼我們要找出其他適用的隱喻。光是一種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就如羅素所稱）是一種微分方程式、心靈是一片企盼耕耘的園地。
不過，我們的媒體隱喻關係並不是這麼黑白分明、生動清晰。而是更為複雜。
要了解媒體的功能，我們必須考量媒體資訊的符號形式，訊息的出處、數量和傳播速率，還有體驗資訊的背景脈絡。因此，這些都必須經過一番波折才能理解、領悟。舉例來說，時鐘使時間以獨立、精準的順序重現；文字使心智以書寫經驗的刻字板形式重現；電報使新聞以商品形式重現。然而，若是我們從一項假定入手，體認我們創造的每一樣工具，裡面都蘊含超乎事物本身功能的觀念，那麼探究起來就會比較輕鬆。舉例來說，有人指出十二世紀眼鏡的發明，不只可以用來矯正視力，還告訴我們毋須聽天由命，暗示先天稟賦或歲月痕跡不見得無從改變。
眼鏡引導出一種觀念，不單我們的心靈能改善，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從而駁斥解剖構造的命定信念。若說十二世紀，眼鏡的發明，和二十世紀的基因斷裂研究具有連帶關係，我覺得這種講法不為過。
就連顯微鏡這種日常生活幾乎完全用不上的工具，也蘊含十分驚人的寓意，與生物學無關，而是牽涉到心理學。顯微鏡把深藏不露的世界呈現在我們眼前，就心智結構提出一種可能解釋。
如果事物不同於表象，如果微生物隱身棲居我們的皮膚外表和底層，如果無形事務控制了有形事務，那麼難道就不可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隱匿身形潛伏在某處？精神分析除了作為心智顯微鏡之外還會是什麼？我們除了籍由工具所產生的隱喻來理解心智之外，還能靠哪種途徑？當我們說某人的智商一百二十六是指什麼？
人類的腦袋裡面並沒有數字。智力並沒有數量或大小，除非我們認為它有。那麼我們為什麼認為他有？因為我們有些工具暗示心智就像這樣。沒錯，我們的思維工具讓我們聯想到自己的身體像什麼樣子，例如，有時某人會提到她的「生理時鐘」，有時我們談到我們的「遺傳密碼」有時候我們像讀書一般觀察某人的臉孔，或有時我們的表情透露我們的意圖。
伽利略說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當時他只是借喻說明。大自然本身並不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心智也不說話，而且就本書著眼而論，我們的「政治身體」也不說話。有關大自然和自我的對話，都是採用我們覺得可行，便利的任意「語言」為之；我們所見的大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意識型態，都不是它的「真面目」那只是我們用語言表現出來的形式。我們的語言是媒體，媒體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我們的文化內涵。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