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17年,天主教會的結構僵化腐敗,發行贖罪券用來募集籌建聖伯多祿大教堂,在馬丁路德從伊拉斯謨翻譯的《原文聖經》中,發現因信稱義的原始教義:
Romans 3:28
For we maintain that a perso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part from the works of the law.
羅馬書3:28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進而質疑教會權威,於是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希望可以進行教義的公開辯論之後,經歷了多場辯論,因信稱義的理念讓天主教會的權威動搖,路德精心翻譯的日耳曼語聖經,伴隨著印刷術的興起,也讓日耳曼語的書寫方式得到普及。
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前釘下《九十五條論綱》 |
捍衛哥白尼學說爾被教會處死的布魯諾雕像 |
總而言之「科學與邏輯實證主義」不但建構了新的世界觀,也提供了人類探索世界的勇氣。這些發現讓人類發現,人類自身即可以提升知識,利用工具以解決人類的困境。讓科學方法取代了宗教權威。科學改變人類對世界的看法,取代了宗教對世界的解釋。並且大大地提高人類的生產力。我們並不需要凡事依賴教會與上帝,這個世界是人類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自己解決以往只能向神祈求的難題。
從自然科學發現所帶來的勇氣也吹向了政治與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人們開始反對教會的權威,也開始反對君權神授的理論。轉而思考要怎樣的重新建立自由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洛克的《社會契約論》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經受統治者之同意取得應有之權力」他也認為「人人都是平等獨立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承襲自邊沁的效益主義(如何尋求最多人的最多幸福)的哲學,彌爾的《論自由》闡明了「不涉及他人利害的行為,他人都無權加以干涉」的基本原則。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則解釋了在私有財產制度下的政府如何以分工、貿易、累積資本等等的方式累積財富,改善人類總體的生活。
彌爾著論自由,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 |
在政治哲學領域的思想流傳到了當時的英屬美洲殖民地,讓不堪沉重稅負的美洲殖民地對大英帝國發動了獨立戰爭,我們可以看看是美國獨立宣言的部分內容: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的確,從慎重考慮,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改變成立多年的政府。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來恢復自身的權益。但是,當政府一貫濫用職權、強取豪奪,一成不變地追逐這一目標,足以證明它旨在把人民置於絕對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隨著美洲對歐洲殖民統治的反抗,這種解放殖民地的反抗來的既強且快,就像一股旋風似地,讓歐洲的統治者陸續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版圖,包含美國、巴西、海地、阿根廷、智利等。歐洲的封建君主王國畏懼這股力量,轉進而利用這股力量,將傳統宗教─君主制國家轉變成官方民族主義國家。他們利用官方語言編成字典,普及義務教育,甚至進行愛國教育,將封建而多元的歐洲,統合或分割成民族國家。隨著1853黑船開港,這股力量也進入了東亞,促成近代日本國、中國、印度等亞洲民族國家誕生。
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國家」大多,不再是君主制國家,也不強調君權神授,為了維護個人的自由,新生的民族國家都必須經過人民的社會契約才得以成立。雖然有些左傾的共產主義政權或國家社會主義政權轉變成極權主義,但左派政權畢竟是難以永續,現存不多。如果以行為生態學的觀點來看,自由主義的引起人類的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讓人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產生了更多社會不同的分工,讓各種新事物與新技術相繼地的產生,這是以往的人類社會未曾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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