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邪惡低頭的米塞斯——紀念米塞斯誕辰 (文：丹·桑切斯 Dan Sanchez 譯：禪心雲起)

導讀

他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終有一天能夠治癒我們最大的病痛。而他的楷模，能在我們心中激起勇氣，那些我們無法回避、必須面對的考驗所需要的無上勇氣。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本文於2016年9月29日米塞斯誕辰發表於經濟教育基金會。
不向邪惡低頭的米塞斯

今天，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誕生135周年。104年前，他的第一部偉大作品《貨幣與信貸理論》問世出版。米塞斯寫下這篇論文之時，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凶兆降臨的黑暗前夜。這一寫作計畫因此更加緊迫，論文的謀篇佈局也深受干擾。他在備忘和回憶錄中寫道：

“如果我能清靜工作，有時間從容支配，我會以直接交換理論開篇，接下來才是間接交換理論。但我實際是從間接交換入手，因為我認為，留給我的時間不多。我深知，我們正處在大戰的前夕。我想在戰爭爆發以前，儘快完成我的書。因此，我決定，只在幾個關鍵點上，才會超出嚴格貨幣理論的狹隘領域，而對於一部較完整作品的準備，則留待來日。”

這位經濟學家，儘管年紀輕輕，在學術上已有深厚造詣。他也許在20世紀的次一個十年，就可以寫下像他後來的巨著《人的行動》那樣的經典，對經濟學進行系統嚴密的闡述，為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絕佳的理由。

然而造化弄人，米塞斯，以及他那些居於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巔峰的代表性思想，要等到西方世界完全放棄這項傳統、接受全權政府、走向自我毀滅的那一刻，才遲遲登場。和平與市場，因為戰爭與計畫，遭受遺棄。米塞斯身為自由主義的終極騎士，源自以下兩層意義：他既是最偉大的騎士，也是最後的騎士。

價格不是內在的，它並不是內建於東西裏頭。
價格存在於我們之間，它是一個人類面對它的環境所做的反應。
價格不是語言或教條就可以規範，他反應在人類生活的進程中，
它不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說了算，而是他們的行動才能決定價格。

米塞斯和世界大戰

自由主義時代的喪鐘，在一戰的炮聲隆隆中敲響。米塞斯幾乎沒有充足時間來完成、出版和捍衛他關於貨幣的論文，就被派往東線擔任炮兵長官。

條件相當的其他學者，獲得了戰爭籌畫室的安全職位。然而，米塞斯，因其秉持的自由主義理念，不見容於奧地利的權勢階層，而被直接置於險境當中。一名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距其人生在起步階段的湮滅，只差一個氣浪滾滾的爆炸。

這會是怎樣的悲劇！米塞斯尚未寫下他1920年的論文《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算》，其中包含空前有力的反中央計畫論證。試想一下，作為中央計畫完美化身的戰爭，扼殺了中央計畫最嚴厲批評者的思想。

如果你設身處地，成為火線上的米塞斯。你，比歷史上任何人，明白和平市場社會的運作方式。你理解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的致命缺陷，而戰爭不過是徒勞一場。你掌握著答案！你知道釋放人類潛能的社會法則。

但是，沒人會關注你，毀滅和瘋狂包圍著你。況且，這場在你身邊肆虐的戰爭，隨時可能把你整個吞噬。你心中洋溢的未形成文字的全部思想，對於人類而言，都將永遠消逝。
更加勇往直前
這一切，幾乎足以擊垮任何人。不過，幸運的是，米塞斯不僅僅是天才，還是道義勇氣的典範。在身處絕境的危機當中，以及在他所有後來經歷的考驗中，米塞斯用一句他在學生時代銘記的拉丁詩歌，來鼓足自己的勇氣。

“在不可逃避的災難面前，一個人要如何活下去，取決於他的氣質。上高中時，按傳統，我選擇了維吉爾的詩句作為我的座右銘：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惡低頭，而是要更勇敢地繼續與之對抗）。

在戰爭最黑暗的時刻，我回想起這句話。一次又一次，我遇到以清醒理智來看無法逃生的境況；但出乎意料的命運之手，又讓我絕境逢生。即便如今，我也不會喪失勇氣。我想做經濟學家能做的一切。我會不懈地說出我所知道的真理。”

他永遠忠實於這一決心。從不在原則上妥協，是米塞斯終其一生的形象。一個萊奧尼達斯式（注：戰死在溫泉關的斯巴達王）的知識份子，在成群結隊社會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貨幣狂想者的圍攻下，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即便受到老友——那些被凱恩斯革命席捲而去者——的背棄，他仍然堅守自己的立場。他依舊在戰鬥。他不僅為子孫後代而戰，還為自己而戰。

對米塞斯而言，僅憑《貨幣與信貸理論》，一本傳世之作，從理論上揭露通貨膨脹政策的愚蠢，還遠遠不夠。他還親身與兩次大戰間歇期奧地利的通貨膨脹政策對抗。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從惡性通脹中拯救他的祖國——這樣的通脹，即將降臨魏瑪政體的德國，促成納粹的崛起。

對米塞斯而言，僅憑《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另一本傳世之作，從理論上證明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瘋狂，還遠遠不夠。他還親自勸說維也納最有權勢者，讓這座城市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塗炭——這樣的主義，即將席捲俄羅斯，導致極度的匱乏。

他還試圖從戰爭的蹂躪中，拯救他的文明。在他1919年的著作《民族、國家和經濟》中，米塞斯向歐洲介紹了一個可行的路徑。自決的想法，不應只是作為一種戰時口號，而應作為一種政治現實來加以應用。即允許每一群人，無論規模多小，從統治性政治實體當中，自由地宣告獨立。退出原則，與普遍的自由貿易相結合，將會帶來和平。米塞斯甚至表示，如果可能的話，退出原則應該一直向下延伸到個人的層面。

米塞斯做出一個不祥的預言。無論德國對和平的條件感覺多麼屈辱，都不應尋求任何報復。把德國的怒火引向復仇，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和歐洲舊世界的文明一道被摧毀。簡言之，他警告的東西，後來演變成二戰的大屠殺。

不幸的是，他的反戰努力，並沒有像他在經濟上的積極行動那樣，產生巨大的反響。然而，米塞斯的努力，可能挽救成千上萬的生命乃至千百萬人的人生。米塞斯的影響，也不限於奧地利。他甚至在德國得享盛名，這裡的智識領域，過去由“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把持。他成功把社會科學領域最聰明的年輕德國學者，轉變到支持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立場上來。

米塞斯對抗希特勒

在《米塞斯大傳》中，許爾斯曼告訴我們接下來的悲劇性轉折：“正當米塞斯終於開始在年輕一代德國經濟學家當中，激起自由的精神，老一代‘講壇社會主義者’取得了毀滅性的最終勝利。1933年1月30日，他們在智力上的衣缽傳人，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政府總理。”

隨著納粹威脅的不斷逼近，米塞斯作為一名猶太自由主義者，被迫離開他的祖國奧地利。後來，德國員警闖進米塞斯的維也納公寓，沒收了他的論文。納粹分子知道，一間裝滿米塞斯文字思想的辦公室，比起盟軍的任何一所軍械庫，對他們這幫人來說，是更大的潛在威脅。
在瑞士，米塞斯終於找到必要的棲身之所，寫下他的系統性論文：《國民經濟學》（Nationaloekonomie），《人的行動》的德語版前身。

米塞斯在他30多歲時設想的“較完整作品”，最終在這裡實現：社會科學的權威闡述，以及自由社會顛撲不破的理由。

這本書，套用大衛•休謨對他自己偉大著作的說法，“在開始印刷時就胎死腹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歐洲的心靈再次染上瘋病，迷醉於自我摧毀。即便這本書如此爐火純青、令人信服，也沒有片刻時間或絲毫關注，可以留給自由主義。

再一次，不僅是米塞斯的思想，甚至他的人身，都岌岌可危。德國特工要綁架米塞斯，當真間不容髮。瑞士高聳的阿爾卑斯山，也無法繼續庇護米塞斯不落入希特勒的魔爪。

為逃出歐洲大陸，米塞斯和他的新婚妻子，首先必須乘坐客車，從瑞士遠赴葡萄
牙，全程充滿虎口逃生的驚險。

米塞斯和經濟教育基金會

米塞斯一家終於在紐約找到了安全港灣。然而，人身有了保障，並未伴隨著財務保障。米塞斯和他的妻子，發現全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窘境。米塞斯的大部分積蓄，已遭納粹沒收。然後，像米塞斯這樣的學識淵博者，居然遍尋不到教職，因為美國各大學，與歐洲學術界一樣，幾乎成了反資本主義的大營。

如果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樣，他可以輕易地在一所名校安身。但米塞斯就是毫不退縮。與往常一樣，他想方設法克服困難而不屈服。誓不低頭（Tu ne cede）！

幸虧美國仍有個人主義者存在。一些愛好自由的人，發現米塞斯的見解，讓人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頂之感。在這些人當中，有好幾位，主動向米塞斯提供資金和職業支持，以協助他往後取得豐碩的成果。大多數這些支持者，與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FEE）關係密切。

由於這樣的支持，米塞斯得以在他的巨著《人的行動》當中，再次用英語（他迅速學會用這門語言嫺熟地寫作）闡述他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為使這部永恆傑作降臨世間，經濟教育基金會起到了關鍵作用。

對於一位名叫穆瑞•羅斯巴德的年輕經濟學者來說，閱讀《人的行動》，可是改變一生的大事。他立即轉變為一名鐵杆米塞斯主義者。緊接著，羅斯巴德在米塞斯著作的基礎上取得建樹，從而為多年以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的復興鋪平了道路。《人的行動》的影響，觸動了從安蘭德到戈登•圖洛克等許許多多偉大思想家的生命之弦，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依然如此。

米塞斯為自由戰鬥到最後一刻，他在80歲上寫書，在90歲上發表演講。他最後的一場演講，是在他去世前一年。當時，有一位叫羅恩·保羅（注：美國著名政治家，號稱“茶黨”運動之父）的年輕醫生在場。

保羅醫生駕車50英里來傾聽米塞斯，據他後來的回憶，這場演講有“一種振奮人心的力量”。在他生命的最後，米塞斯只有一個遺憾：他的生命力處在衰減之中，而他尚有“許多東西要給予人們、給予全世界”。米塞斯雖死猶生：對他的人類同胞充滿友善，不懈改善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際遇。

米塞斯人生和事業的影響，迄今有如洪鐘大絽般回蕩了一個多世紀。他的著作和榜樣，在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中，仍然歷久而彌新。他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終有一天能夠治癒我們最大的病痛。而他的楷模，能在我們心中激起勇氣，那些我們無法回避、必須面對的考驗所需要的無上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