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些人「提及」劉仲敬（都還說不上「討論」的門檻），他們的策略是先「發明」了一個很粗糙、簡陋，很low的稻草人劉仲敬（low到我都認不出來），然後再「批評」之、訕笑之。我是看到連翻白眼，不過並不想說甚麼，特別是看到涂育誠君有所回應之後，更覺得自己無需贅言。不過一來或許涂君的身分（劉書編輯）與教養使他不便回應得太凌厲，二來我又想想，覺得本於讀者的職責以及自己對於一般評論守則的認知，我還是沒辦法不多說幾句。不吐不快，隨意寫寫，底下就用條列的方式談談。
（一）
要批評人家的書，請先長眼，這是批評首先要有的基本禮貌。不少人看到「民族發明」，特別是「發明」一詞，就望文生義，多半沒開卷展讀，或只是隨便翻翻，更有可能只是從網路上抓幾個隻字片語的介紹，就開始郢書燕說、自編自話，以為劉所說的「發明」是可以跟現實脫節虛構來、虛構去的東西。
他們以為劉的論述之硬核就是民族發明，而劉的民族發明「學說」或「理論」在他們看來又盡是依賴在一些鬆鬆軟軟的、較屬於主觀層面建構的東西，所以一旦把這個硬核敲碎，劉的文字就只是有些人愛、有些人討厭的果肉而已。
其實，若對劉有一些基本了解，就不難發現民族發明固然是他展開論戰的大題目跟大型的工作計畫，但它並不是最核心的部分。甚至說得誇張一點，民族發明只是表象。怎麼說呢？如果民族發明學是一件複雜、繁瑣的工程，那麼它的確有一些較柔性的部分（語言、文化、宗教上的認同），但
（A）最剛硬的內核始終是：徵稅能力跟組建、維持軍備武裝的能力；
（B）次硬的外核始終是：憲政結構。
對劉仲敬而言，這兩者永遠是最硬、最客觀、最不容蒙混過關的指標（在一場對談中，這種硬指標甚至讓與談人秦暉教授感到不安，認為劉有唯力量是尚之虞），也是劉氏史學最著眼、著力之處。
對於硬對象，唯有硬功夫能駕馭之。打從《民國紀事本末》這種評註體寫作開始，我們就看到劉仲敬眼睛不離徵稅、建軍、憲政。沒這些東西，民族甚麼的都是空談，而他就是要指出把空談當真是要付出很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代價的（國民黨就是最佳示範）。
所以，與其說劉仲敬在搞民族發明學，不如說他是在教導我們去檢視那些成功與失敗的民族發明學並從這些成功史與失敗史（這才是史學無可取代的長處與責任）學到教訓，不如說他要帶我們穿透民族的表層，去看那些最客觀的、最硬道理的東西—財政稅收、徵兵能力、憲政結構—是如何左右了共同體邊界（也就是民族—國家）的合理與否。
對，民族發明，有成功跟有失敗的，有合理的跟不合理的，有順天跟逆天的（最後這組未必是劉的用詞，但卻是我偏愛的用詞）。劉氏所言的民族發明學，精確地說是一種二階學問，是一種對（一階的）民族發明學本身進行考察跟描述的史學。所以，看官們，要談劉氏的民族發明學，至少要看到人家這一層硬底子功夫吧，否則，說句難聽的，你實在不配討論姨學。
（二）
先是收稅、建軍，次是憲政結構，再次才是民族發明。這樣的順序不但符合劉仲敬思想之義理結構搭建的次第，也符合他本人思想發生學的進程。劉氏在2017年離開中國之前的講題，很多都圍繞著像這種的硬題目：「近代英國的金融體系與憲法結構」（2015年），有興趣者不妨聽聽。
（三）
也請先長眼的，就是對人家的題目好生揣摩一番。為什麼劉氏最近的書系名為「逆轉的東亞史」？稍微比較一下楊照最近的書系「不一樣的中國史」，大概就可以了然。後者不管再怎麼不一樣，都還是「中國」史。但劉仲敬明明也是在寫「中國史」不是嗎？
剛好相反，一旦我們不假思索接受「中國」一詞，我們就掉入最深的洞穴。中國，並不能讓我們看到更深一層的東西，它本身就是表象，甚至是假象。唯有拿掉這個前提，真相就會自動浮現。甚麼真相？我們來比較一下兩種截然相反的命題。其一是傳統中國史敘述：分裂是統一不成的結果；統一是正常，分裂是異常、反常。
其二是劉仲敬的逆寫：統一是諸夏各國獨立未果，獨立是正常，統一是反常。劉氏認為自己與其說是逆，不如說是在撥亂反正。也就是說，「中國史」這樣的概念本身已經是倒行逆施的產物，所以他老人家之逆寫，不過就是「逆逆得正」、正本清源罷了。
問題來了，這兩個命題既是事實判斷，更是價值判斷，有著截然相反的目的論。既然牽涉到價值跟目的，歷史敘述就不可能僅在知識研究的層次，而是國本鬥爭（用他自己的話）。劉仲敬的對手是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多麼奇怪的字眼，不是嗎？）敘述體系的創造者章太炎跟梁啟超等，如果你認為劉氏史學不夠「客觀」、不夠「嚴謹」，那他首先要我們看到，章、梁的民族發明學更是粗製濫造，結果竟然被接受為天經地義的事實—彷彿是一種「本然」。
所以，要質疑劉氏當然可以，但可別忘了章、梁史觀更是可疑。姨學者，不妨說也是「疑學」也，先懷疑那些被接收為既定事實的歷史。
（四）
分裂論或解體論，早不新鮮，時斷時續，未曾消失。李登輝的七塊論就是其中之一。對台灣本土派或台獨愛國者而言，最是厭惡的當然是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以及大一統史觀。台灣人要論證台灣的獨立性並不難，在策略上往往不能只針對台灣立論，而是要直搗黃龍，至少要把新疆與圖博（西藏）從大一統敘述的暴力切離出來，但關於中國本土，就管不著了。
有人認為中國本土向來是鐵板一塊，有人隱隱約約覺得不是這樣，分裂才是對的、好的。持有後者的想法之人（特別是台派人士），苦於史學功力不足，上不了支解大一統史觀的手術台。這個時候，劉仲敬的出現就有他的意義了。支解大一統史觀必須要有高超的術式跟刀工，劉仲敬就像大門未知子親身示範如何解構中國史（我相信他老人家會喜歡這個比喻），我輩台派就是在旁實習跟負責擦汗、递刀的助理，虛心學習就對了。劉並非無懈可擊，但我等至少先把他一身的功夫學全了再說。劉本人也認為自己的工作只是大綱，有待來者做出更細膩的諸夏民族史。
（五）
要挑戰劉仲敬有好幾種方式可以挑，我建議其中一種：我來指定個題目，看是要巴爾幹半島，還是要中南美洲，然後請你把它們的民族國家的建構講得更清楚、更能提升一般人的理解力，讓大家見識一下。
（六）
關於民族發明，劉氏關注的是在封建君主國、專制君主國、專制帝國等不同的情境底下，那種要求單一、均質的共和國是如何有不同的路徑跟阻礙，以及（很重要的）產生了怎樣的暴力。如果你要聊劉氏的民族發明學，而不照著從西歐擴散出去的波狀運動去考察，那就是連門都還摸到，更別說登堂入室了。
（七）
劉氏關切的核心，就兩個字：自由。劉氏關切的課題：自由與文明的辯證。前者可以說是哲學，後者可以說是歷史神學。就我看來，民族、國家這類問題，都不是劉氏的最高觀照。他最高的觀照是文明，而民族、國家、憲政等等，都只是文明的環節。對劉氏而言，民族國家絕對不是最好的東西，甚至也排不上是次好的東西。它像是潘朵拉的盒子所釋放出來的不懷好意的禮物，我們已經不能退回了。民族發明充滿黑暗跟暴力，為此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那甚至是毀滅性的自殺。國民黨為此提供了最無可替代的教科書級別的典範，下一個很有可能就是共產黨。
（八）
為什麼要回到諸夏？因為唯有諸夏，才有自由。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